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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曾想過，假若我自己有了兒子，是不是會安全？想的結果是，即使真的有了兒子，也不見得對我有什麼好處，因為關東軍早叫我寫下了字據：若有皇子出生，五歲時就必須送到日本，由關東軍派人教養。

可怕的事情並沒有就此終結。六月二十八日，即“七七”事變九天前，又發生了一起有關“護軍”的事件。

所謂護軍，是我自己出錢養的隊伍，它不同於歸“軍政部”建制的“禁衛軍”。我當初建立它，不單是為了保護自己，而是跟我當初送溥傑他們去日本學陸軍的動機一樣，想借此培養我自己的軍事骨幹，為建立自己所掌握的軍隊做準備。我這支三百人的隊伍全部都是按照軍官標準來訓練的。負責管理護軍的佟濟煦早就告訴過我，關東軍對這支隊伍是不喜歡的。我對佟濟煦的預感，過去一直未能理解，直到出了事情這才明白。六月二十八日那天，一部分護軍到公園去遊玩，因租借遊艇，與幾個穿便衣的日本人發生了口角。這時一群日本人一擁而上，不容分說，舉手就打。他們被逼急了，便使出武術來抵抗。日本人見不能奈何他們，就放出狼狗來咬。他們踢死狼狗，衝出重圍，逃回隊裡。他們沒想到，這一來便闖下了禍。過了不大時間，宮內府外邊便來了一些日本憲兵，叫佟濟煦把今天去公園的護軍全部交出來。佟濟煦嚇得要命，忙把那些護軍交日本憲兵帶走。日本憲兵逼他們承認有“反滿抗日”活動，那些護軍不肯承認，於是便遭到了各種酷刑虐待。到這時那些護軍才明白過來，這一事件是關東軍有意製造的：那些穿便衣的日本人原是關東軍派去的，在雙方鬥毆中受傷者有兩名關東軍參謀，被踢死的狼狗即關東軍的軍犬。我聽到護軍們被捕，原以為是他們無意肇禍，忙請吉岡安直代為向關東軍說情。吉岡去了一趟，帶口來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的三個條件，即：一、由管理護軍的佟濟煦向受傷的關東軍參謀賠禮道歉；二、將肇事的護軍驅逐出境；三、保證以後永不發生同類事件。我按照東條的條件—一照辦之後，關東軍接著又逼我把警衛處長佟濟煦革職，由日本人長尾吉五郎接任，把警衛處所轄的護軍編制縮小，長武器一律換上了短槍。

從前，我為了建立自己的實力，曾送過幾批青年到日本去學陸軍，不想這些人回來之後，連溥傑在內，都由軍政部派了差，根本不受我的支配。現在，作為骨幹培養的護軍已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裡，我便不再做這類可笑的美夢了。

“七七”事變爆發，日軍佔領了北京之後，北京的某些王公。遺老曾一度躍躍欲試，等著恢復舊日冠蓋，但是我這時已經明白，這是決不可能的了。我這時的惟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如何應付好關東軍的化身——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

我的前半生……七　吉岡安直

七　吉岡安直

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我好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效能良好的電線。

這個高顴骨、小鬍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兒島人，從一九三五年起來到我身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蘇軍俘虜時止，始終沒有離開過我。十年間，他由一名陸軍中住，步步高昇到陸軍中將。他有兩個身分，一個是關東軍高階參謀，另一個是“滿洲國帝室御用掛”。後者是日本的名稱，據說意思好像是“內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書”，究竟應當譯成什麼合適，我看這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它的字面含意無論是什麼，都不能說明吉岡的實際職能。他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關東軍的每一個意思，都是透過這根電線傳達給我的。我出巡、接見賓客、行禮、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的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麼人，不能見什麼人，見了說什麼話，以及我出席什麼會，會上講什麼，等等，一概聽他的吩咐。我要說的話，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國話寫在紙條上的。

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要偽滿出糧、出人、出物資，我便命令張景惠在一次“省長會議”上，按吉岡的紙條“訓勉”省長們“勤勞奉仕，支援聖戰”。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兵力不足，要偽滿軍隊接替一部分中國戰場上的任務，我便在軍管區司令官宴會上，按紙條表示了“與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斷乎粉碎英美勢力”的決心。

此外，日本在關內每攻佔一個較大的城市，吉岡必在報告了戰果之後，讓我隨他一同起立，朝戰場方向鞠躬，為戰死的日軍官兵致默哀。經他幾次訓練，到武漢陷落時我就再用不著他提醒，等他一報告完戰果我就自動起立，鞠躬靜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