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頁)

斯頓”。

麥克唐納首相在歐文勳爵的大力鼓動下，提出了一個印度自治方案。而丘吉爾則擔心，“這樣做，其最後的結果必定會使我們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會遭受到無法估計的禍害”。為此，他與支援這一方案的鮑德溫分歧越來越大，直至“發生斷然的決裂”。1931年1月27日，丘吉爾寫信給鮑德溫，宣佈退出“影子內閣”。他在信中說：

“我們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經公開。過去承蒙你邀請參加你的事務委員會，現在我覺得不應再出席了。無需煩言，我將盡力幫助你在下院反對工黨政府；我也將在大選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黨的失敗。”

丘吉爾認為，他有責任領導一場維護大英帝國“光榮與統一”的運動。他開始“以驚人的勁頭聯合保守黨內外與他觀點相同的人，竭盡全力擺脫鮑德溫”。不幸的是，他的老朋友伯肯赫德因酒精中毒而患肝硬化，已於此前亡故了；而比弗布魯克只對關稅改革感興趣。但是丘吉爾得到了許多保守黨後座議員和從印度退休回國的文職官員的支援。丘吉爾成為上述人員組織的“印度帝國協會”在倫敦舉行的第一次會議的主要發言人。他在演說中認為，馬上在印度實行自治，將意味著“或者是印度的專制主義……，或者是使殘酷內戰重新爆發”。他還發表宣告說，“甘地主義及其他的所有主張，遲早會被制服，而最終將被粉碎，試圖用貓肉來喂老虎是不會使其心滿意足的”。

丘吉爾的言論在英國和印度都引起了強烈反應。麥克唐納說：“徹頭徹尾都是有害的……，除了表達帝國政府及其屬下的人民之間那種已經陳舊過時的關係之外，毫無別的內容。宣告對現代每一個政治運動都閉眼不見，在對那些要在政治事務及抱負方面我們需要加以啟蒙的人民方面，表現得固執傲慢。”在印度，丘吉爾的宣告對印度國大黨拒絕參加圓桌會議而發起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無異於火上澆油。甘地和尼赫魯父子號召印度人民對英國殖民當局開展的廣泛的不合作運動浪潮迭起，導致了英國當局對甘地和尼赫魯父子的監禁。後來英國政府決定釋放印度國大黨的領導人，以便甘地等人作為民族主義印度的代表出席倫敦會議；同時宣佈取消某些限制性措施。而印度國大黨同意停止非暴力抵抗運動。

丘吉爾對事態的演變感到吃驚，他在自己的選區發表演講說：“會見甘地先生一事令人驚異，也令人作嘔。現在一位犯有煽動罪的中殿法學協會的律師，以東方眾所周知的託缽僧身份登場了，半裸著身體，踏上了總督府的臺階。”儘管丘吉爾的觀點在保守黨內有不少支持者，但保守黨的下院議員們並不想因此而改變領導人。相反，由於保守黨內部反對鮑德溫的人之間缺乏一致性，也由於工黨政府因國內經濟不景氣而日趨不穩定，使鮑德溫的地位反而有所改善。本屆工黨政府的任期與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在工黨執政期間，英國的財政收入逐年減少，而失業人員及其需要的救濟則逐漸增加。為了減少經費開支，1930年工黨政府透過了《保險金需求量檢查法》和《保險金髮放糾偏法》，壓縮了失業津貼，也加深了工人群眾與工黨政府間的矛盾。1931年3月，工黨政府又被迫成立了以喬治·梅爵士為首的探討縮減公共開支可能性的委員會。7月，該委員會報告說，國家財政狀況的迅速惡化，將導致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將出現較大的赤字。8月，國家財政狀況繼續惡化，麥克唐納內閣的一個小組委員會準備用一系列經濟措施來對付危機；同時，麥克唐納政府希望紐約的銀行家們對英鎊地位給予支援；但這些銀行家們提出的全面削減財政預算的條件未能被麥克唐納的內閣同僚們接受，這樣，麥克唐納只能選擇辭職。

面對迅速惡化的國內經濟形勢，此時任何一個單一的政黨出面組閣都難以應付極其困難的局面。英國需要一個多黨聯合政府，同心協力，相互支援，實施一些不受歡迎的經濟舉措共度時艱。國王在同保守黨和自由黨領導人進行磋商後，“委託麥克唐納先生組織一個超黨派的舉國一致內閣”。

早在工黨政府辭職之前的7月中，丘吉爾鑑於形勢就曾提出成立聯合政府。他分別與勞合—喬治和麥克唐納討論過此事，但當時未得出明確結論。新的聯合政府成立後，丘吉爾卻未能被邀請入閣，他不得不在下院中回到過道後面去，成為“後排議員”。儘管他後來表白說：“我在國家緊張關頭被斷然拋棄，並不使我感到憤懣，更說不上傷心。”但是無庸置疑，這顯然是丘吉爾感到灰暗的一段時光。

以麥克唐納任首相的聯合政府得到了鮑德溫和整個保守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