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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戰爭時將發生的情況擬出一份頗有說服力的備忘錄，對將要發生的戰事做了令人驚異的大膽預測。比如，他認為德國人將會在第20天跨過繆斯河，戰爭形勢將在開戰40天左右發生轉折等等。他還憂心忡忡地提醒首相，海軍部沒有應付戰爭的適當計劃，對發生任何突發性事變毫無準備，“他們目前幾乎都在休假”。他得出了與德國的戰爭已不可避免的明確結論。他將把對付這一戰爭作為頭等大事，“七年之內，我不會考慮任何其他事情”。

丘吉爾與勞合—喬治的態度令許多人、包括一些德國人大感意外，因為此前他倆在軍費問題上是出了名的“主張節儉的人”。德國人甚至因為德國駐英大使麥德爾尼赫伯爵未能看出丘吉爾和勞合—喬治的態度變化而將其召回國。在為麥德爾尼赫伯爵餞行的晚宴上，丘吉爾對伯爵說，德國不應試圖與英國進行海戰，“如有必要，德國建成一艘軍艦，我們將建兩艘……，激進派與保守派無論怎樣相互指責，但在這個問題上立場是一致的。”

阿斯奎斯將丘吉爾的備忘錄印發給帝國防務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即內閣的一些重要大臣和軍方高階將領。1911年8月23日，帝國防務委員會舉行會議，聽取陸軍部和海軍部關於戰略計劃的報告。會議同意了丘吉爾備忘錄中關於戰爭主要將在法德兩國陸軍之間進行，戰爭一爆發，英國即向法國派遣遠征軍的意見。帝國防務委員會議還證實，海軍在保證英國遠征軍安全渡過英吉利海峽赴歐洲大陸與法國並肩作戰這一問題上，沒有作任何計劃。為此，首相阿斯奎斯決心更換海軍大臣麥肯納。1911年9月下旬，丘吉爾隨首相一起到阿什菲爾德度假，阿斯奎斯邀請丘吉爾接替麥肯納的海軍大臣職務，丘吉爾立即同意了。本來陸軍大臣霍爾丹亦有意於海軍大臣一職，並試圖將自己在陸軍部創立作戰參謀機構的作法搬到海軍部再實踐一次，但首相已和丘吉爾打過招呼，加之霍爾丹此前幾個月已接受了貴族爵位的冊封，這意味著他放棄了下院的席位，因而在與丘吉爾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首相認為：“大臣應該身處下院，海軍部尤其不應傾心於照搬陸軍部的一套。總的說來，我滿意地看到，丘吉爾是合適的人選，況且他本人也願意去。”事情就算是最後確定了。10月25日，如丘吉爾後來所說的那樣，“麥肯納先生和我以嚴格形式交換了各自的崗位”。

丘吉爾傳……５　海軍大臣

５　海軍大臣

丘吉爾以一個工作狂的面目出現在海軍部。他立即在海軍部建立了參謀人員值班制度，規定值班人員在必要情況下發緊急警報。他極力造成一種臨戰氣氛，促使部內各級人員相信來自德國的進攻已迫在眉睫。在他辦公室寫字檯後面的牆上掛著一幅北海大地圖，他讓參謀人員用小紙旗在圖上標出德國海軍兵力部署的變動情況。他認為這不僅可以使自己一上班就能詳細瞭解敵方艦隊的活動情況，還可以使自己和海軍部的同事“經常保持敵情觀念”。他經常乘坐皇家海軍的“魔女號”快艇外出視察海軍部隊，幾乎走遍了所有最主要的海軍基地，視察了所有的大型軍艦，詳盡地掌握了海軍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跟隨他一起來到海軍部的私人秘書埃迪·馬什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溫斯頓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時……，甚至連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這四天中，我有三天時間是在‘魔女號’上度過的。我們已經規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軍大臣的安息日，而在這一天我等卻要做各種各樣的工作’。”

丘吉爾請資深海軍上將約翰·費希爾爵士擔任自己的非正式顧問；任命海軍上將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為第一海務大臣，取代了年齡幾乎大丘吉爾一倍、聲望極高、思想卻跟不上形勢的海軍上將阿瑟·威爾遜爵士；任命巴滕貝格的路易斯親王為第二海務大臣，後來又令其取代布里奇曼爵士成為第一海務大臣；又任命海軍中最年輕的將官、40歲的海軍少將戴維·貝蒂為自己的私人海軍事務秘書。這些任命都是丘吉爾到任後幾個星期內釋出的。

1912年1月，丘吉爾在海軍部正式建立了作戰參謀部，由第一海務大臣具體領導。丘吉爾還下令對參謀人員進行培訓，並要求將英國自古以來的海戰範例作為培訓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措施收到了明顯效果，有幾項重要的戰略設想就是由作戰參謀部提出來，而且在戰爭爆發後予以採用了的。比如，對德國實行的“遠距離封鎖政策”即是一例。

丘吉爾勇於任事、雷厲風行的果斷作風與海軍部的傳統行政模式從一開始就產生了較嚴重的矛盾。海軍部不同於商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