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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關注著國內和國際上的各種事態的發展。他向首相提出忠告，力促對上院實行改革，以打破在憲法問題上出現的僵局。內閣經過激烈辯論，決定採取限制上院否決權這一政策，即請求國王作出保證，在必要時增封足夠數量的新貴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決權。這項政策得到了自由黨人和愛爾蘭人的廣泛支援，對上院形成了巨大的壓力，以致財政預算第二天轉到上院時，上院不得已表示了接受。

1910年5月，英王愛德華七世突然逝世，他的繼承人喬治五世成為新國王。在這種情勢下，兩大政黨都同意舉行一次憲政會議，就雙方之間存在的問題尋求一種妥協性的解決辦法，在勞合—喬治的倡議下，兩黨在為全面改革而實行聯合的目標下進行了令人注目的秘密協商。丘吉爾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於保守黨傑出的年輕律師F·E·史密斯是他的親密朋友，所以首先由他代表勞合—喬治與保守黨領袖進行了接觸，並爭取到史密斯和奧斯汀·張伯倫的支援。但因為保守黨前任議會黨團領袖奇爾斯頓勳爵擔心此舉會導致保守黨的分裂，使保守黨領袖巴爾弗否定了勞合—喬治的倡議，憲政會議失敗了。

內閣為了取得對上院實行改革的授權，於同年11月宣佈解散議會，進行大選。丘吉爾在競選中再次應邀到全國各地發表演說。他抓住保守黨領袖巴爾弗為爭取工業發達的北部地區的選票而答應推遲提出關稅改革問題的策略，進行了措辭激烈的攻擊。［霸氣　書庫　·手機電子書…wＷw。QiＳuu。cＯm］

丘吉爾成了保守黨人政治上的一塊心病，保守黨人力圖將他擠出政治圈外。該黨最傑出的演說家，未來的保守黨領袖博納·勞甚至向丘吉爾提出了挑戰，要求兩人達成一項君子協定，規定競選失敗者只能留在議會之外。幸好丘吉爾未答應他；因為競選結果出來後，丘吉爾在丹迪市再次當選，而博納·勞則在曼徹斯特西北選區遭到失敗，由於沒有君子協定的約束，他才有可能很快轉移陣地重新獲得一個席位，並於1911年接替了巴爾弗保守黨領袖的位置。

大選結果與同年年初的上一次大選幾乎完全相同，從某種意義上這可以看作是選民們對現任內閣的肯定和支援。因此內閣在下院透過了一項把上院的否決權降格為推遲權的議案。該議案規定，“在以民眾而不是以世襲貴族為基礎所組成的一個第二院來代替現存的貴族院”；規定財政案為“公共關係法案”，必須由下院議長加以認證，議長的批准證明書是“完全具有最後決定性的”，不受任何法庭的質詢，貴族院也不得加以修正或否決，一俟國王批准立即成為法律；規定財政案以外的議案上院可以擱延兩年，但如果下院在第三年議會舉行期間仍然透過該法案，則只須經國王批准即可成為法律。

1911年夏末，上項議案被上院大幅度修改後退回下院。阿斯奎斯首相認為已經有呈請國王增封新貴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決權的必要了；國王勉強同意了首相的請求。訊息傳開，保守黨貴族們立即分裂為兩派，以蘭茲道恩勳爵和克爾桑勳爵為首的“修籬派”，主張接受下院的議案以鉗制新貴族的冊封；而另以霍爾斯伯裡伯爵為首的“掘壕派”則試圖孤注一擲，迫使國王出面作最後的仲裁。最後，“修籬派”在上院以131票對114票的微弱多數使這項議案得以透過，終於結束了這場持續已久的憲政危機。

在國際關係中，英國此時也面臨著一場危機。1911年7月，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號”軍艦駛抵摩洛哥港口阿加迪爾，表明了德國不甘於法國和英國在歐洲擴張而亦欲分一杯羹的意向。威廉二世自稱為“大西洋的海軍統帥”，炫耀德國軍隊所向無敵，可以隨時出擊任何對手。他公然表示了對法國和俄國的蔑視；僅僅是因為自身的一半英國血統，他才對英國略示尊重。這說明英、法、俄與德國之間的尖銳矛盾已經公開化了。丘吉爾和勞合—喬治密切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並毫不遲疑地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勞合—喬治7月21日在演說中警告德國不要把英國看得“彷彿在這個國際內閣中微不足道”，如果德國人挑起戰爭，英國定將戰鬥下去。丘吉爾不僅完全擁護勞合—喬治的觀點，並且運用內政大臣的權力迅速行動起來。他與陸軍部聯絡，說服他們派兵對儲存在倫敦地區的火藥庫裡的、海軍大炮用的無煙線狀火藥進行警戒。他頻繁拜訪外交部和陸軍部，與軍方高階將領多次接觸，花費了大量時間查詢帝國防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以瞭解各方面的詳細情況和英國備戰工作的現狀。他在廣泛收集材料和徵詢意見的基礎上，就一旦德、奧與英、法、俄兩方之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