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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機械系統均加以規範，並強行規定必須建立救護和搶救設施，大大加強了檢查人員的職權，以確保有關規定的實施；同時也擴充了內政大臣為進一步完善安全法規而釋出各種規定的權力。這些措施，為國家干預建立了一種模式，併為以後的大量立法所反覆採用。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對此給予極高評價，稱礦山法為“我們採礦界的福音”。礦工出身的老資格下院議員查爾斯·勞維克則說：“全國上下以極滿意的心情為之歡呼。”

為限定商店營業員的工作時間，丘吉爾提出了一項商店法案。儘管他為此花費了大量時間，但由於店主們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堅決反對，在法案透過時，“其原制訂者的意圖所佔的比例是如此之小”，但至少為店員們爭取到了每週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為已不再屬於他的職責範圍之內的國民保險法得以在下院獲得透過作了巨大努力。他在演講中曾充滿自豪地說：從此以後，“工人將用國家組織這塊巨大的盾牌和現代科學這把鋒利無比、銀光閃閃的寶劍，把自己武裝起來，來對付（失業與疾病）這兩個不受歡迎的來客。”

儘管丘吉爾在維護工人權益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面對時而發生的“勞工騷亂”，出於政治的需要，在動用軍隊維持秩序時他也毫不手軟，為此丘吉爾遭到了大量指責。1910年11月，南威爾士礦工為增加工資的要求遭資方拒絕而舉行了大罷工。丘吉爾“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強大的警察力量”，並以南部軍區的軍隊為後盾，很快控制了局勢。丘吉爾警告礦工聯合會說：“一旦發生什麼事，就會毫不猶豫地授權動用軍隊。”幾乎與此同時，倫敦發生了婦女參政運動的遊行請願活動。面對約300名遊行者，丘吉爾調動了大約1200名警察部隊部署在議會周圍；對試圖衝破警戒線的婦女，警察們毫不留情地予以鎮壓。此事引起了人們對丘吉爾很大的反感。

然而在當時造成更大影響的是所謂的“塞德奈街的殺戮”。1911年1月，一夥據信是東歐革命黨人殘餘分子的人，搶劫了豪恩茲迪的一家珠寶店。他們在逃離現場時開槍打死了3名警察。後來警方在倫敦東區的塞德奈街上的一所房子中發現幷包圍了他們。丘吉爾在接到報告後，應要求派出了裝備步槍的軍隊，並親臨現場指揮。後來甚至還拖來了大炮。就在丘吉爾觀察這座被包圍的樓房時，有人拍攝了他的照片。在激烈的槍戰中，房子起了火，為了消防隊員的生命安全，丘吉爾同意了在場的高階警官的意見不準進行滅火行動。大火熄滅後在樓房中找出了兩具屍體。事後丘吉爾在現場的照片被廣泛刊載；新聞界對整個事件大肆渲染並對丘吉爾冷嘲熱諷。倫敦的影院也上映了關於這一事件的短紀錄片。反對黨抓住機會對丘吉爾大加批評。保守黨領袖阿瑟·巴爾弗諷刺道：“我知道這位攝影師正在幹什麼，但這位可敬的紳士又在幹什麼呢？”國王也不贊成丘吉爾的行為，要求內閣大臣個人不得參與這種戰鬥。連丘吉爾的副手、內政部次官查爾斯·馬斯特曼在事後也以不滿的口吻問他：“溫斯頓，你當時究竟在搞什麼名堂？”丘吉爾則不以為然地答道：“查理，不要想岔了，這是一種消遣。”

此後幾個月中，英國發生了一系列的罷工事件，丘吉爾仍然毫無顧忌地持強硬態度。他應利物浦市市長和警察局長之請，與陸軍部聯絡向該市派出了兩萬多名士兵，幫助鎮壓海員和碼頭工人的罷工。面對全國性的鐵路大罷工，丘吉爾通知各地方當局說：“原定的部隊徵用車輛需向民政當局申請的規定暫停執行”，軍隊現在被賦予了可以自行作出軍運決定的權力。在此問題上態度與丘吉爾大相徑庭的查爾斯·馬斯特曼後來曾私下指責丘吉爾“得意洋洋地邊看著英國地圖邊指揮部隊向前運動……，他在這方面的錯誤令人吃驚。他經常釋出殘害生命的野蠻公告。”而丘吉爾則指出，馬斯特曼身為內政部次官，他所關心的主要事情卻不是維護法律和秩序，而是幫助另兩名內閣成員，即約翰·伯恩斯和勞合—喬治去尋找協調與和解的條件和時機。罷工雖然經調解得以平息，但在此期間卻造成了一些傷亡。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於1911年8月在下院對丘吉爾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說：“如果內政大臣能夠很好地瞭解在危機時期應當如何對待群眾，很好了解公民自由是怎麼回事，較好地使用他內政大臣所擁有的權力，那麼我們的困難就會比近四五天來少得多。”但是丘吉爾的行動得到了國王和內閣的肯定和支援，國王在拍給丘吉爾的電報中說：“令人信服的是，你所採取的果敢行動使國家不同地區避免了生命財產的損失。”

與此同時，丘吉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