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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視且色盲的眼睛。在7年級的時候，我幾乎要坐到老師的大腿上，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連看書也要把頭埋進書裡。每當去科尼唯一的電影院看電影時，我總是選擇前排位置。當小夥伴們要分隊玩壘球時，我總是最後一個被挑選，因為我看不清球。冬日午後，當玩大富翁遊戲時，我要把身體傾向遊戲盤，看我轉的骰子所顯示的數字。“胡說八道，”當我告訴母親我眼睛可能有問題的時候，母親是這麼回答的，並且補充說，“我和你父親的眼睛都是很好的。”

最後，當校醫院的護士堅持要我去找個驗光師檢查時，我照做了。驗光師給我鏡片，讓我看視力檢查表。根據我看檢查表的清晰度，他不斷地給我矯正鏡片，我看得越來越清楚了。隨後，他要看看我當時戴的眼鏡，以判斷我近視的度數。當我告訴他我從沒戴過眼鏡時，他驚呆了。比他更震驚的是，戴上他配的眼鏡後，13歲的我看到了有生以來最清晰的世界。我真的不知道原來我漏看了這麼多景色：我看到汽車牌照上原來是有數字的；我看到商店的櫥窗上寫著售賣鏟子，打折出售褲子等，我看到遠處中央咖啡廳的霓虹標誌牌上寫著“美食之家1923”，我看到一個半街區外的電影院正播放喬治·布萊恩（George　O�Brien）主演的《多色沙漠》（Painted　Desert），而不需要再跑到影院入口的遮簷下去看。在家裡，當我拿起門前階梯上的午報時，我發現我再也不需要把報紙貼在臉邊就能看清上面的內容了。幾天後，我知道我再也不用眯著眼睛看事物了，除非太陽照射眼前。不過父母還是相信我的視力應該跟他們差不多。同樣，他們也不相信我是色盲。事實上，父親堅持做了色覺測試。當測試結束時，他用懷疑和責備的眼神看著我。他想，這麼聰明的孩子怎麼能在這麼簡單的測試上不及格呢？我所認識到的世界和我父母心中的世界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而諸如此類的經歷使這鴻溝越發戲劇性。

青春期的到來使這兩個世界的分歧越來越大。我與非希臘裔女孩的來往是他們最難接受的。科尼沒有與我處於同一年齡段的希臘女孩，因此我必須與非希臘女孩交往，可每當我對美國女孩有興趣，父母的評價就總是毫不客氣。母親的評價最為苛刻，她會對美國女孩做糟糕透頂的歸納。

儘管如此，我還是交上了一個女朋友。她叫讓·克里斯特曼（Jean　Christman）。她的父親是科尼唯一一家麵包店的老闆，也是中央咖啡廳的常客。我沒有馬上和父母講我與珍交往的事情。後來，當我想帶她參加高中舞會時，我只能坦白交代了。我認為是主顧關係的存在，才使父母的反應沒那麼激烈。因此，我們順利地一起參加了舞會。除了在咖啡館，父親很少與美國人或是美國女孩接觸。我不記得父母帶我去過非希臘人家裡做客。其實，父母不願與美國人交流，更多的是出於擔憂，而不是真的很厭惡他們。父母只彈希臘樂器和那時或如今的許多移民一樣，他們擔心以爵士樂和搖擺樂（相當於如今的嘻哈、說唱）以及讓人想入非非的廣告為代表的美國大眾文化會教壞孩子，摧毀他們的價值觀，甚至擔心他們會因此藐視長輩的習俗和規矩。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用心取悅（5）

父親嚴格地教育我，讓我尊重他和他所定的規矩。哪怕我在晚上遲5分鐘回來，他都會打我。打我之前，他總會問我選手心還是手背，而我總會選擇手背，因為打手背好像沒那麼痛。我對父親這種威嚇式的極端管教方法極為憤怒，但我總是默默承受，而我的朋友們都無須承受這樣的折磨。

在我讀高三的那一年，兩種文化間的衝突一觸即發。那一年，我負責爭取家長們的支援，在燈光亮麗的學校體育館舉行一個由女老師監督的交際舞會。我是從比爾叔叔的妻子海琳那兒學的交際舞。她是出生於美國的希臘人，母親不喜歡她。這是因為她不僅跳美國舞，還喜歡新鮮事物，比如她喜歡在商店裡買衣服，而不是穿家庭縫製的衣服。我設想在舞會上請一個搖擺樂隊，專門演唱戰爭時代的美國熱門歌曲，如吉米·朵西（Jimmy　Dorsey）的《橘紅》，格林·米勒（Glenn　Miller）的《月光雞尾酒》，還有就是請人結對在硬木地板上跳舞。為舉辦這個舞會，我費勁心思，卻刻意對父親隱瞞。接著，我們把舞會提議交由家長投票決定，令我難以置信、備感尷尬的是，父親就是5個反對家長之一。我確信他這樣做是為了減少我與非希臘女孩交往的機會。儘管如此，舞會還是在燈火迷人的體育館照常舉行了，學校的女老師則在一旁監督。高中的舞會僅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