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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憤怒當時宋代的滅亡，認為當時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都不行，他們沒有忠義，這個東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於這個背景寫《水滸傳》的，這是他立論的一個根據。第二個根據，他根據小說的故事情節。他認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報國，他認為是忠義之烈也，忠義裡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這是李卓吾的看法。後來在李贄以後，出現了一個誨盜說。誨盜說認為，這是一部寫給強盜看的書，是教人做強盜的書。

（全文）

朋友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文學館。今天我為大家請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石昌渝先生，請他為我們主講《水滸傳》的思想傾向，大家歡迎。

過去和現在對《水滸傳》的思想傾向究竟有什麼不同見解？我想呢，這個主要的看法有兩個：第一，忠義說。就認為《水滸傳》所宣傳的，它透過宋江這108人，他們上梁山的經歷，以及最後招安，最後這個悲劇性的結局，它透過這個情節表現的是一個什麼東西呢？有人認為，它表現的是忠義的思想。提出這個忠義說的，最具代表的是明代的李贄，就是李卓吾，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忠義續》，他評《水滸傳》抓住了兩點：第一點，他認為《水滸傳》這部小說是一部發憤之作，為什麼是發憤之作呢？他認為作者是身在元代、心在宋代。他因為憤怒當時宋代的滅亡，認為當時的朝廷的那些文武大臣，都不行，他們沒有忠義，這個東西是很缺乏的。他是出於這個背景寫《水滸傳》的，這是他立論的一個根據。第二個根據，他根據小說的故事情節。他認為，宋江是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招安，一意報國，他認為是忠義之烈也，忠義裡面也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這是李卓吾的看法。

後來在李贄以後，出現了一個誨盜說。誨盜就是說，這是一部寫給強盜看的書，是教人做強盜的書，那麼這個觀點在崇禎十五年，就是明朝快要亡掉了，那個時候，我們知道明朝歷史的同志很清楚，那個時候李自成、張獻忠，還有全國各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當時已經動亂了，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明代的王朝已經是風雨飄搖，快要完蛋了。這個時候有一個官員，給皇帝寫了一個奏本，這個人叫左懋第，他認為《水滸傳》是教壞了百姓，強盜學宋江，他舉出一個非常典型的事例，有一個叫李青山的強盜，就佔據了梁山，當時政府多次圍剿，沒有把他剿滅下來。而且因為梁山是處在運河的邊緣，在中國古代，運河是一個生命線，叫漕運嘛，就是南糧北調，裝糧食的船到北方去，是透過運河運上去的，那麼梁山就在運河的附近，就把它的經濟命脈掐斷了，他在題本里面講到這個問題，就是說如果不禁燬《水滸傳》，對於世風的影響是不堪設想的。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馬上下令將《水滸傳》這部小說全國各地都要收繳，把它的版片要毀掉、燒掉，把書要收起來，那麼他就是誨盜說的一個代表。金聖嘆也是持這種觀點，我們知道金聖嘆他評論《水滸傳》，他從藝術上對《水滸傳》的評價很高，就是《水滸傳》描寫人物寫得很好，敘事的水平很高，文字技巧達到很高的境界。但是，他對《水滸傳》的思想，他是否定的。因此他才有把七十回以後砍掉這樣一個舉措。

建國以後呢，五十年代，我們知道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古典小說的時候，是經過一番討論的，究竟先出版哪一部小說，最後經過研究和討論呢，決定先出版《水滸傳》，為什麼呢？因為《水滸傳》是描寫農民起義，是歌頌農民起義的。這個觀點基本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我們各種教科書，各種文學史和小說史所持的一個主流的看法、一個普遍的看法。因為它描寫了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失敗的全過程，它歌頌了這一批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歌頌了他們革命的造反精神，這是建國以後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但是文化大革命當中情況就發生了變化，“文革”當中可能我們有了一點年紀的人還記得很清楚，在“文革”當中曾經有一段叫做評水滸，評水滸當時的觀點認為，《水滸傳》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書，就認為《水滸傳》宋江所執行的是一條投降主義的路線，他否定了晁蓋的革命路線，晁蓋和宋江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宋江上山以後就排斥晁蓋，而且108人就沒有晁蓋的名字，沒有他的地位。那麼這種觀點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就成為惟一的官方認可的觀點，也造成很大的影響。那麼“文革”以後，改革開放，對《水滸傳》的思想、看法也提出來很多，不過我認為它不管怎麼翻新，仍然是擺脫不了歷史上兩種主要的見解：一個忠義說，一個誨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