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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福威茨。正如尼采是福里斯特爾的繼承人一樣，沃爾福威茨也可被視為尼采的後繼者。20世紀70年代，沃爾福威茨嶄露頭角，成為“B隊”的初級成員，為尼采效力。20世紀90年代，他作為拉姆斯菲爾德委員會的高階成員再次浮出水面。在此期間，他在國務院、國防部擔任各種職務，在職務階梯上穩步上升。雖然沃爾福威茨不被公眾所知，但在內部人士中間，他已經獲得後起之秀的美名——有頭腦、有想象力，對剛剛浮現的新威脅極其敏感，對美國既有智慧帶來的限制無法容忍。

對沃爾福威茨來說，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是一種宗教替代品。他是虔誠的信徒，對歷史的目標和美國在實現這個目標中的天定角色毫無懷疑。沃爾福威茨認為美國實力充足且能自我補給，於是一直急切地想讓這種實力發揮作用。冷戰結束使這種激進傾向更加明顯。沃爾福威茨也認為，這場勝利把美國抬升至絕對優勢位置。“伴隨巨大的影響事態的能力，”他寫道，“需要釐清如何最好地運用這種能力塑造未來。”此外，根據他的判斷，無所作為的風險雖然難以衡量，但有可能超過採取行動的風險。

在沃爾福威茨塑造未來的手段中，軍事力量被賦予核心作用。在老布什總統領導的國防部工作時，他就曾經名噪一時，在一份檔案中主張永恆且無疑的全球軍事領先地位應成為冷戰後政策的基石。多數*黨批評者指責這一主張是軍國主義化的“美國治下的和平”藍圖。然而，當*黨人1993年入主白宮的時候，他們也開始著手培育一個大膽使用軍事力量的“美國治下的和平”。比爾？克林頓向索馬利亞、海地和巴爾幹半島派出軍隊，轟炸塞爾維亞、蘇丹、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時沃爾福威茨抱怨的不是美國政策過於魯莽，而是依然膽小怯懦。他指責“克林頓政府見風使舵而不是直取命脈”。這種見風使舵“會使將來的問題不斷累積”。沃爾福威茨對堆積問題不感興趣，他想消除問題。

2001年9月11日發生襲擊事件時，沃爾福威茨又出現在政府內，這次他是喬治？W？布什麾下國防部的二把手。對沃爾福威茨來說，近3　000名美國人被殺害是一場可怕的悲劇，也提供了眾多機遇。這是一勞永逸終結見風使舵傾向的機會。就像尼采利用蘇聯原子彈、中國革命和後來的朝鮮戰爭為重建美國軍事力量辯護一樣，沃爾福威茨現在利用“基地”組織的襲擊為釋放美國軍事力量而奔走呼號。他認為，直取敵人命脈的時刻顯然已經到來。

伊拉克提供了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所謂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迫使布什政府採取行動。薩達姆的這些武器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沃爾福威茨後來評論道，“這是大家都認同的事情”。伊拉克人民在薩達姆鐵蹄之下所遭受的苦難，又賦予了這場衝突一個適當的道義藉口，讓布什政府把一場可以選擇的戰爭標榜為解放戰爭。

尼采、福里斯特爾、沃爾福威茨—沒有智慧的“智囊”（7）

沃爾福威茨期望這樣一場戰爭具有變革性質。廢黜薩達姆將成為“21世紀西方自我定位的歷史時刻”，當然，這種定位的核心是“自由和*等價值觀”。推翻薩達姆可能會在*世界掀起政治變革浪潮。沃爾福威茨本人希望依靠“解放世界上這個最重要*國家的天才人民”，“為美國人、*人和其他善良的人民”創造一個和平與和諧生活的機會。他感覺“很難相信”會有什麼其他結果。

所有這些都只不過是裝點門面而已。對沃爾福威茨來說，伊拉克戰爭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使用武力的新規範。從名義上講，這場行動的目標是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推翻殘暴的*者，排盡恐怖主義“沼澤”的水源。但更為根本的目標是解除對美國使用武裝力量的所有限制。

於是，“9？11”之後，沃爾福威茨開始大膽闖入尼采本人原先不敢涉足的範圍，鼓吹“預先自我防禦”政策，即預防性戰爭。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受襲擊後不到48小時，他已經直截了當地宣稱，作為對“9？11”事件的反應，美國不願把行動侷限在與恐怖陰謀直接相關的人身上。將奧薩馬？本？拉登及其同夥繩之以法是遠遠不夠的。相反，美國計劃對所有構成潛在威脅的國家發動“一場廣泛而持久的戰役”。目標不僅限於未來的恐怖分子本身。美國執行“終結所有支援恐怖主義的國家”的政策，清除恐怖分子的庇護所和“安全港”。在國安會68號檔案中，尼采至少還裝模作樣地提供了幾種選擇以供考慮。而對“9？11”之後的沃爾福威茨來說，選擇只有一種：永無休止的全球戰爭。

“9？11”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