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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當代美國政策的意義，不啻於華盛頓的告別演說或“門羅主義”對19世紀美國政策的意義。它提供了一把鑰匙，可以解釋之後幾十年的大多數事件。

尼采、福里斯特爾、沃爾福威茨—沒有智慧的“智囊”（5）

即便今天，對邁克斯？布特、托馬斯？唐納利（Thomas　Donnelly）、弗雷德裡克？卡根（Frederick　Kagan）等新保守主義者來說，國安會68號檔案仍具有護身符般的意義，是“一貫性大戰略”的樣板。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卡根稱，尼采的著作提供了“美國作為全球大國必須遵循的安全政策觀”。但是，一些人看做是一貫性的東西，在另外一些人看來則是貼著妄想狂花邊的極度焦慮、妄自尊大的錯覺和對真相的漠然不顧。今天讀國安會68號檔案，就如同走進了憎恨、懼怕和恐慌的溫室，正是這種情緒組合促成了伊拉克戰爭，與現實相去萬里。國安會68號檔案就是一場散佈恐懼的演習，是從尼采時代至今所有“智囊”的慣用伎倆。

這個模式已經為人們所熟悉：尼采式的人物佔據華盛頓內部人士位置，發出危險警告，大聲疾呼立即採取行動。就像起草國安會68號檔案一樣，之後的事情有時是在幕後導演的，是完全華盛頓風格的情景劇。啟動國會調查，成立各種委員會，智庫發表厚厚的報告，增強了這種緊張感。故意向媒體透露訊息，讓人感覺事情可能比看起來還要糟糕。危險總在浮現。（“要一直提升這種威脅，”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9？11”後這樣敦促其下屬，“讓美國人民認識到他們被世界上的暴力極端者包圍了。”）美國總是落在後面，而應對措施總是發展急需的新能力或採取更為激進的步驟，當然還要給五角大樓、情報機構及其他國家安全機構更多資金。

自從形成以來，“尼采主義”已經成為國家安全精英們不斷追尋的典範。1950年尼采開創的方法甚至在今天仍有其價值。他展示了妖魔化美國敵人的好處，從而把微小關切變為嚴重威脅，把嚴重威脅變為特大威脅。他創造了巧妙設計“選擇”的技巧，推匯出預先設定的結論，因而讓分析人員成為事實上的決策者。他表明，用“和平”和“自由”等委婉語替代擴張主義，美國人的理想就能很容易用來掩蓋美國的野心。然而最重要的是，尼采表明用散佈恐慌來驅動決策程式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在消除障礙、開啟荷包方面，“尼采主義”創造了奇蹟。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尼采的親自領導下，出現了讓人驚慌失措的“轟炸機差距”報告，稱蘇聯已經在戰略轟炸機產量方面超過美國。之後不久，“導彈差距”的傳言又登上報紙頭版頭條，稱蘇聯人在遠端導彈方面把美國遠遠甩在了後面。無處不在的尼采又成為《蓋斯納報告》（Gaither　Report）的主要作者，大力鼓吹這種關切。

20世紀50年代末，內部人士極度擔心蘇聯的戰略優勢太大，已經破壞了“微妙的恐怖平衡”。美國威懾敵人的能力正在下降，可能很快消失。20世紀70年代末，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喬治？H？W？布什召集了一批“智囊”調研這一關切，尼采是其中主要人物。這個所謂的“B隊”得出結論，事態比設想的更為糟糕：美國已經大大落後，蘇聯首先發動核打擊已經成為現實可能。蘇聯的威脅還未消失，1998年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主持的“對美國彈道導彈威脅評估委員會”又警告稱，美國低估了伊朗、伊拉克和朝鮮等國導彈計劃帶來的威脅。

從國安會68號檔案虛無縹緲地描述蘇聯能力和意圖開始，所有這些警告證明都是不準確的。在每個案例中，“尼采主義”的支持者都扭曲事實，誇大危險。艾森豪威爾時期的轟炸機和導彈差距是想象力過分活躍而虛構出來的。雖然蘇聯核武庫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有所增加，但它遠遠沒有掌握先發制人的能力。拉姆斯菲爾德委員會的結論也證明這些純屬虛構。但在每種情況下，就像國安會68號檔案一樣，這些“智囊”們的叫囂都取得了預期效果。

尼采、福里斯特爾、沃爾福威茨—沒有智慧的“智囊”（6）

就像國安會68號檔案一樣，這些看似嚴格的分析實際上是為了掩蓋小團體思維，匯出事先設定的結論，反映有關人員的偏見、政策議程和職業利益。喬治？W？布什的下屬沒有發明這種為某項政策而篡改事實的想法。他們只是把這種過去60年在國家安全政治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厚顏無恥的技巧提到了新的高度。

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位代表者是保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