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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裡卡主編：《中西政治文化論叢》第5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9頁。按照馬歇爾的觀點，公民身份的本質就是國家要〃保證人人都能作為完整的和平等的社會成員而受到對待〃，而要確保社會成員的公民身份感和國家認同，就要把日益增長的公民權賦予每個人。參見［加］威爾·金裡卡：《當代政治哲學》下，劉莘譯，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517頁。1980年代後期以來，公民權理論研究開始成為學界高度關注的重點領域。本迪克斯（ReinhardBendix）、特納（BryanS�Turner）、邁克爾·曼（MichiaelMann）、巴巴利特（J�M�Barbalet）、雅諾斯基（ThomasJanoski）等人拓展了馬歇爾提出的公民權理論。追尋托馬斯·H�馬歇爾公民權研究進路的相關學者，在晚近的研究中，將馬歇爾的公民權三維結構拓展為多維結構，特別是增補了生態公民權、文化公民權、全球公民權等多維研究視角。有關全球公民身份、生態公民身份的討論，參見［英］巴特·範·斯廷博根：《公民身份的條件》，郭臺輝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144…173頁；有關文化公民身份的討論，參見［英］尼克·史蒂文森編：《文化與公民身份》，陳志傑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

1990年代以來，公民權研究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在國際學術界得到了引人注目的發展，湧現出大量的研究文獻。據加拿大最大的研究圖書館羅巴茨（Robarts）圖書館2001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提到公民權的書籍、手稿和報告超過2600部。在這當中，有976部將公民權列入主題詞，它們絕大部分出版於1990年代。有900多部在標題中就有公民權一詞。參見［英］恩靳·伊辛、布雷恩·特納主編：《公民權研究手冊》，王小章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頁。威爾·吉姆利卡（WillKymlicka）和威尼·諾曼（WayneNorman）指出，公民權研究在1990年代得以復興有很多原因，就理論層面而言，這是政治話語的自然演進。因為公民權概念似乎要整合正義的需要與共同體成員資格的需要，而它們分別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政治哲學中最核心的概念。公民權一方面與個人權利觀念緊密相聯，另一方面又與對特定共同體的隸屬觀念密切相關。參見威爾·吉姆利卡、威尼·諾曼：《公民的迴歸——公民理論近作綜述》，載許紀霖主編知識分子論叢第2輯《共和、社群與公民》，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頁。

公民權理論先後形成了兩大理論傳統和學理上的分野，即自由主義的公民權理論與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權理論，前者著重強調公民的權利，後者突出公民的責任。參見［英］德里克·希特：《何謂公民身份》，郭忠華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版，第1頁。這兩大公民權傳統與其說是相互對立的，毋寧說是相互補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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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權與民族國家緊密勾連在一起。19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程序的加快，一個與全球化時代相聯絡的世界公民、全球公民、全球公民社會等開始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按照英國著名學者戴維·赫爾德的定義，全球化指的是人類社會交往的跨洲際流動和模式在規模上的擴大、在廣度上的增加、在速度上的遞增，以及影響力的深入。參見［英］戴維·赫爾德、安東尼·麥克格魯：《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陳志剛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戴維·赫爾德在此前的另一本著作中將全球化定義為〃人類組織和活動的空間形式在活動、相互作用以及權力執行方面轉向跨洲或跨區域方式的變化〃。全球化表明，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正在向世界範圍轉化，同時，在國家與社會內部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絡的水平和層次已經大大提高。參見［英］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燕繼榮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426頁。在人類政治思想史上，世界公民的概念和使用由來已久。古希臘犬儒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第歐根尼（Diogenes，BC412/403—324/321BC）就將〃世界國家〃作為他的理想，並自稱為一個〃世界主義者〃、一個〃世界公民〃。參見［美］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盛葵陽、崔妙因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75頁。繼承了犬儒學派的斯多葛派具有強烈的世界主義情懷。斯多葛派認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