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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國之間也遵循這一法則。在過去30年中，地理政治聯盟從軸心國與同盟國的對立改變成共產主義世界與自由世界的對立，然後又發展成大經濟共同體之間的對立，聯合國既是人類發表最富於理想的雄辯之辭的講壇，又是一個大萬花簡，在裡面我們看到以自私的利益為基礎的聯盟不斷交替改變。

人們也對錯綜甚雜的宗教鬥爭迷惑不解，有些了拉伯極端分子認為反以色列的鬥爭是為了伊斯蘭教的神聖事業而進行的聖戰，基督教福音教士們與上帝和天使結盟，以反對撒旦一幫人，為世界迎接基督的第二次降臨而奮鬥，看看下面這一件事是有意思的：埃爾德里奇·克利弗，這位一度的革命派，以及查爾斯·科爾森。一個頭號密探，丟棄他們舊觀念的框框，和基督站在一起，投入古老的宗教戰爭，實質是無關緊要的，形式就是一切。

人們在精神上絕對地服從某些信念，但這種服從某一天起又突然破滅，這可以說是人之常情，人們花很大精力去締結盟約，同時並不捨棄同其他人結盟的機會。由於人的利他衝動很強烈，所以，這種衝動大多為有條件性的就是一件幸事，假如人的利他衝動都是無條件的，人類歷史可能就是一個龐大的膜翅目昆蟲世界了，只是親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溫　床，未來的蒼白景象不堪想象，為了血親的利益，人會不顧一切地犧牲自己，幸運的是，我們的社會契約能力中生就一種缺陷，具有哺乳動物的侷限經，並且混雜著一種不斷更新的，樂天的厭此之義，這種樂天的厭世主義使有理智的人取得很多成就。

那麼，我們回到人類機構的臃腫症上，再看看人類天性造成的文化的過度膨脹吧，馬爾科姆·馬格里奇問過我，塞雷涉嬤嬤又作何解釋？生物學又怎樣解釋我們當中的活聖人！塞雷莎嬤嬤，慈善會會員，無比關切加爾各答的窮苦人，她把垂死者從路邊救起，從垃圾堆中救出棄嬰，細心照料別人看也不敢看的傷病者，儘管她已世界知名、獎酬豐厚，她還是過著極為清貧的生活，辛勤地噪勞著，馬格里奇在《獻給上帝的一件美好事物》一書中，描寫了他自己在加爾各答親自仔細觀察塞雷莎嬤嬤以後的感受：“每天，塞雷莎嬤嬤都見到耶穌，先是在彌撒時，她從中獲取支援和力量，然後是在每一個需要她照看的受苦人身上，她在聖壇上和街上看到的是同一個耶穌，沒有前者也就沒有後者，反之亦然。”

文化生活能不能改變人的行為，使之接近利他主義的完美境界？是不是有可能觸到某種符咒或設計一種斯金納式的技術去製造出一個聖徒的種族！回答是否定的，冷靜地思索一下，我們可回想馬可福音中耶穌所說的話：“去吧，去到世界每一角落，把這好訊息告訴所有生靈，那些相信這訊息並接受洗禮的人能得到拯救，不信者將受到譴責”，這當中就可見到宗教利他主義的泉源，各大宗教的先知們在談到內部集團的利他主義時，都提出實質上同一的公式，調于都同樣純潔並且完美，它們都力爭壓倒對方，塞雷莎嬤嬤是一位極優秀的人，但我們不應忘記，在為上帝的服務中她知道自己是安全有的靠，確信她的宗教的不朽。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一書中寫道：“如果事情都是如此簡單就好了！如果什麼地方有壞人在用心陰險地作惡就好辦了，那隻需要把他們清查出來消滅掉，但是善惡的分界卻刻在每個人心中，誰願意毀掉他自己心靈的一部分呢！”

聖人事蹟與其說是人類利他行為的過度膨脹，莫如說是利他主義的僵化，和他主義自然要服從生物學法則，儘管人們認為它高於生物學法則之上，利他主義真正的人化，也就是要為社會契約增加智慧和洞察力，則只能在對道德進行更深入的科學考查之後才能實現，教育心理學家勞倫斯·科爾伯格追溯了他認為是倫理學推理過程的6個連續階段，每個人大腦的正常發育都要經過這6個階段，兒童先是絕對依賴外部法則，然後逐漸開始具備自己發現的一套複雜的內部化標準，如下所達：（1）為避免懲罰而對權威和規則的簡單的服從，（2）為獲取獎勵和互惠而對集團行為的順應；（3）“好孩子”定向，為避免別人的討厭和拒斥而表現的順應；（4）職責定向，為避免權威的責難和避免對秩序的破壞以及由此產生的過失感而表現的順應，（5）法律定向，對契約價值的承認，對為了維護公眾利益而產生的法律章程中某種強制性的承認，（6）良心或原則定向，主要是對抉擇原則的信奉，當法律被認為是弊多利少時，人們可以據此否認法律。

這些階段是根據兒童的口頭回答劃分的，所問的問題是有關道德方面的，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