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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移民面臨著一種很不同的挑戰，儘管他們有著和牙買加華人同樣的背景，他們來自中國的同一地區，由同一代理機構將他們帶到殖民地來，但是，在英屬蓋亞那城鎮裡，華人發現零售行業早已被其他民族的移民－葡萄牙人－所佔據，他們早在上世紀40－50年代就來到此地了，白種統治階層最偏愛這些萄萄牙人，認為葡萄牙人在種族上、文化上更接近自己，少數華人倒是打入了零售行業，但他們從來沒有取得壓倒一切的成功，另外一些華人只得進入別的行業，包括政府機關，這些選擇中沒有哪一種有助於維護民族意識，比如說，在零售商務中，就不可能透過排斥其他種族而獲取取最大收益。所以，英屬蓋亞那的中國移民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融入到白人的文化中，到了1951年，他們當中一位目光銳利的觀察家，賽希爾·克萊門蒂就這樣說過：“英屬蓋亞那有一箇中國所不知的中國社會，這個社會也幾乎不知道中國的存在。”不過，“這些華人的成功遠遠對此作了補償：儘管他們在總人口中只佔0，6％。但在中產階級中間都有強大的勢力，從他們當中產生了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他的名字叫鍾亞瑟。

帕特森及自己對加勒比地區的研究中，以及從別的社會學家所作的相關研究中，總結出三條關於民族忠誠精神和利他主義的結論：（1）當歷史狀況使種族、階級、個別成員之間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個人總是力圖儘可能減小這種矛盾，（2）一般來說，個人總是設法把自己的利益置於其餘一切利益之上，（3）雖然種族和民族的利益可能暫時佔上風，最終，還是社會經濟階層獨佔鰲頭。

一個人的種族身分所具有的力量和影響，是由他所屬社會經濟階層的普遍利益決定的，而這些普遍利益又首先服務於他自己本人的利益，其次服務於他的階層，最後是他的種族，政治學中有一個叫作“指導者規律”的收斂原理，其主要內容是：一個社會的收入在進行分配時，控制政府的階層總是最得益的，在美國，這當然就是中產階級，甚至可以說，所有的機構，從公司到教堂，都是圍繞著控制它們的那些人的利益而運轉的。人的利他行為，回過頭來從生物學的角度看，是有條件的，要找尋無條件因素，我們只得密切觀察個人，最多不超過他的子女和少數近親。

然而，一個顯著的事實是，人的一切利他行為都受到一種強烈情感的支配，即大家都直覺地認為利他行為應該是最無條件的，強求回報被視為對道德的嚴重侵犯，欺騙、叛變、背教、變節者總是為眾人所不齒，榮譽和忠誠總是受到最嚴格的準則的強化，那些建立在固有的、基本的強化手段之上的規則，看來有可能使人在把自己所屬群體的成員作為參照的情況下，接受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價值觀念，學習規則跟領土擴張行為和仇外心理是相對的，後兩者是針對其他集團成員的情感態度。

我進一步的推測是：建立在學習規則和情感保護基礎上的利他主義行為的深層結構，是堅固而有普遍性的，它產生一系列可以預見的反應，這類反應已由技術性較強的一些著作進行了分類，如伯納德·貝雷爾森、羅伯特·A·萊文、內森·格萊澤爾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的著作，其中的一條概括是：集團內部越貧弱，就越運用集團自戀作用來作為補償。另一條是：集團越大，個體透過對集團的認同所獲得的自戀性滿足就越小，集團內部聯絡就越鬆散，個體越願意從屬於集團中某個更小的群體，還有一個結論是：“如果某種亞集團已經存在，那麼作為國家的一個部分的亞集團地區一定會同一於該國家，但是當這地區從這個國家獨立出來後，則不再容易保持它與國家的同一性，這個地區內的大多數屬民會大大縮小自己所認同的集團範圍來適應已經縮小的政治疆域或國家。”

總之，“有條件”利他主義是以強烈的感情和對實惠的忠誠為特點的，人類的榮譽準則都是一致的，然而準則的運用卻是變化無定的，人類社會性最了不起之處，實際上就是人可以輕易地形成聯盟，打破聯盟，又重結聯盟，並且總給被信為是絕對真理的各種規則染上強烈的感情色彩，今天，重要的區別看來仍象從冰河時代以來—樣，是內部集團和外部集團的區別，但是精確的分界線也是由人們隨意挪動的，這種基本現象的持久存在，使職業的體育運動得以興旺發達，觀眾在一個小時左右可以沉浸在兩個部落的代表之間的可怕的肉體搏鬥之中，運動員們來自四面八方，幾乎每一年都被買來賣去，運動隊從一個城市被賣到另一個城市，但這些無關緊要，體育迷們站在攻擊性的內部集團一邊，對運動員的技藝、勇猛和犧牲欽佩不已，分享勝利的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