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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案都破了，就這拐案不能破，卑職也困惑得很，唯有嚴飭差役，加緊緝捕。只是其中有一層關礙，卑職跟崇大人回過，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關礙？你說！”

“拐了孩子去，總有個著落，男孩子賣給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來斂錢，眉清目秀的女孩子，賣入娼家，長大了好作搖錢樹。”劉傑加重了語氣說：“卑職派人明查暗訪，就是沒有這樣事，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錯，慈仁堂！”曾國藩很注意地，“我正要問慈仁堂，是個育嬰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規模大得很，有唸經的、有讀書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嬰堂，收容的也不盡是嬰兒，五六歲、七八歲的孩子都有。雖說是做好事，不過，花錢買好事來做，就不大近人情了。”

“‘花錢買好事來做’，此語甚新，我倒有點想不明白。”

“是這樣，凡有人送孤兒棄嬰到堂，堂裡的洋尼姑發錢獎賞。中堂請想，不管育嬰堂、養濟院，送進一口人去，總要說好話，才肯收容，博施博眾，堯舜猶病，洋尼姑買好事來做，豈非不近人情？”

“這也不盡然。”曾國藩想了想說，“你是說柺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當作孤兒、棄嬰，送到慈仁堂去領賞了？”

“正是！”劉傑答道，“卑職跟幕友商量過不知多少次，想來想去，只有慈仁堂是個可疑之處，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過崇大人……。”

他雖沒有再說下去，曾國藩心裡明白，是崇厚怕此舉引起交涉，不準劉傑這麼做。

“進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見形跡可疑的，加以盤詰，有何不可？”

劉傑何嘗不知道這麼做？只是慈仁堂每天進出的人，不知凡幾，一入堂門，便成禁區，遇有形跡可疑的，要想盤詰，亦有不能。不過這話要照實而言，便變成與“中堂”抬槓，所以劉傑這樣答道：“是，卑職原也這樣辦過，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結果。現在既奉憲諭，卑職再著力去辦。”

這些懸案，對劉傑的督飭，也只能到此為止。但在高一級的層次上，曾國藩另有打算。他想親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為民教相仇，癥結就在百姓對教堂的誤解，到底這誤解何由而生？非親身體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後可以對症發藥，逐漸消弭。

他跟崇厚談了這層意思，崇厚極力勸他打消此意，認為以他的身分，不宜輕臨非堯舜孔孟之教所許的西洋教堂，否則，一定會有言官，以“大臣輕率，有傷國體”的話頭，上奏參劾。曾國藩一向憂讒畏譏，想想不錯，聽了崇厚的勸。

等回到保定，因為舟車勞頓，公事又多，曾國藩的眼疾，越發重了，而歲尾年頭，不如意的事，紛至沓來。先是貴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鴻章帶兵入黔。李鴻章萬分不願，以貴州多山地，不便馬隊馳騁，必須“改馬為步”，重新編練步營，又說“苗疆軍務，雍正、乾隆、嘉慶三朝，皆未能剋期底定，今蹂躪更久而廣，餉源更狹而絀”，必須先籌餉運糧為藉口，遲遲不肯出省。這些令人煩心的事，李鴻章都要寫信給“老師”發牢騷。

不久，甘肅的軍務，又受大挫，老湘營的名將劉松山，陣亡金積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援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鴻章赴陝援剿，這一下李鴻章越發不願。他最頭痛的事，就是跟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舊在“馬、步”之間做文章，說已將馬隊撤改為步營，如今奉命西征，身邊竟無一騎，何以平亂？而能征善戰的劉銘傳馬隊，則要留著拱衛京畿。這樣藉故拖延著，希望“老師”從中斡旋，朝廷能夠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國藩煩憂莫釋的，還是兩江的情形。戡平大亂，急流勇退，曾國藩當時首要的舉措，就是裁撤湘軍。他自覺這件事做得很乾淨，但湘軍在江寧的無數，剛剛被裁時，手裡都有些從戰亂中得來的財貨，而曾國藩又頗討厭湘軍回湖南去求田問舍，所以在江寧落戶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為盜匪的，而馬新貽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序，對散兵遊勇，約束極嚴，尋常盜匪，還可以照例一層層審問，如果是散兵遊勇搶劫，一經被捕，責成“該管道府，就地正法”，這是奏明在案的。

為此，被裁的湘軍，對馬新貽大為不滿。在他們的想法，“九載艱難下百城”，江寧的克復，洪楊的被滅，都是曾家和湘軍的功勞，曾國藩當兩江總督都“太細了”，既然朝廷要調他為疆臣之首的直隸總督，那麼兩江總督應該仍舊歸湘軍領袖接充，最有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