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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理想的人選，自是“九帥”。不得已而求其次，讓李鴻章來當，也還說得過去，因為他跟湘軍關係很深。誰知會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馬新貽身上，這是從何說起？

本來就心懷不平，加上馬新貽的處置過於嚴峻，因此在江寧的湘軍舊人，跟這位籍隸山東，身在教門的總督，感情搞得很壞，不斷有人來向曾國藩訴苦。他除了勸慰以外，不願再有什麼表示，其實也是無法有什麼表示，人已離開兩江，再去過問兩江的事，不但為情理所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這一來，五中憂煩，右眼失明，而且得了個暈眩的毛病，唯有在黑頭裡閉目靜臥，人才覺得舒服些。

於是，各方所薦的醫生，紛至沓來，文祥薦了一名七世祖傳的眼科，崇厚也薦了一名洋人來看。用藥各異，但有個看法是相同的，曾國藩必須好好調養。因而在四月間，奏陳病狀，請假一個月調理，期滿又續假一個月。他的打算是，這樣續假幾次，便要奏請開缺，縱使不能無官一身輕，回湘鄉安度餘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隸總督的關防，回京去當大學士。位尊人閒，在昌明西學、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業”。

二八

誰知就在拜折續假的當兒，天津起了軒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遞到一件廷寄，曾國藩起床聽人念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與天主教起釁，現在沒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折，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援，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據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據，自應與洋人指證明確，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並焚燬教堂，拆毀慈仁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併查明，毋稍迴護。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原折著抄給閱看。欽此！”

唸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勳亦專程來稟報此事，才知道事起於天津知縣劉傑，抓住了兩名柺子，同時天津的團練也抓住了兩個，名叫武蘭珍、安三。安三是個教民，而武蘭珍雖非教民，口供中卻說他的“迷藥”是從天主堂一個司事王三那裡領來的。也就在這時候，慈仁堂的孤兒，因為瘟疫死了好幾個，掩埋得不夠深，讓野狗拖了出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天津的百姓認為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證，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許多人，其勢洶洶，眼看有衝突發生。

於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國駐天津的領事豐大業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訊王三。慈仁堂裡，固然看不出什麼挖眼剖心的跡象，王三跟武蘭珍對質的結果，亦證明了武蘭珍只是胡說。但百姓不信，總以為崇厚袒護洋人，因而仍舊聚集在教堂附近，辱罵騷擾。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相距不遠，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彈壓，法國領事豐大業興師問罪來了。

豐大業十分鹵莽，掛兩把手槍，一進客廳就破口大罵，接著不分青紅皂白開一槍，嚇得崇厚趕緊躲入簽押房，豐大業就在客廳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這時取名“水火會”的天津民團，已聚集了數千人，群情鼓譟，大罵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來勸豐大業，有話好講，不必如此。又告訴他，外面情勢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則怕有危險。

通事把話傳譯了過去，豐大業怒氣衝衝地答道：“我不怕中國百姓！”說完，帶了他的秘書西蒙，掉頭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馬弁護送。衙門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視，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偏偏冤家路窄，遇著天津縣知縣劉傑，正從天主堂彈壓回來，預備去見崇厚回話。豐大業一見，不問青紅皂白，拔槍就放，這一槍沒有打中劉傑，打傷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誰厲聲一喊，於是人潮洶湧，淹沒了豐大業和西蒙，等散開來時，只見地上躺著兩具屍首。

動亂不過剛剛開頭，水火會鳴鑼聚眾，號召了上萬的人，先到通商衙門東面的天主堂，殺了兩名教士，放火燒房子，再往東面就是法國領事館，殺了豐大業的另一名秘書湯瑪生夫婦。最後出東門，打入慈仁堂，殺了十名“貞女”，把貞女教養的一百多孤兒放了出來，跟著又是一把火。

於是崇厚和天津道、府、縣，一面彈壓，一面救火，但人多勢眾，無濟於事，整個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鍋，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靜下來。事後調查，另外又殺了兩個法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