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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對了！閩浙總督滿保首先於雍正元年上疏，說“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聞見漸淆，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員外，餘俱安置澳門。

天主堂改為公廨。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世宗準了滿保的奏請，給了半年的限期來遷移，同時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這還都是因為聖祖崩逝未久，他仰體親心，格外寬厚之處。到了雍正三年，更嚴禁入“西洋教”，這個禁令，過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發生的鴉片戰爭，先勝後敗，結果訂了賠款割地的《江寧條約》，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這“五口通商事務”由兩江總督兼理，兼授的官銜，稱為“南洋通商大臣”。

英國人一心想通商，法國人注重在傳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黃埔的一條法國兵船上，簽訂了三十五條的《中法商約》。接著，法國公使克勒尼，向兩廣總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據情轉奏，禮部議定，準在五個通商海口，設立天主教堂，但“不許奸誘婦女，誑騙病人眼睛”，洋教士為人治病，有時會動刀，所以民間有洋人挖眼睛的傳說，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別申明約束。

自此以後，信教的人漸漸又多了，此輩被稱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從士大夫到老百姓，無不深惡痛絕。“忘本”就是亂臣賊子，人人可得而誅，同時教民中亦難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勢力，欺壓鄉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則群毆，大則殺教士、燒教堂的“教案”，層出不窮，沒有一個地方官聽見“教案”二字不頭痛。

到了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內犯京師，文宗倉皇逃難到熱河，訂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訂的中法條約，准許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國教士得在各省租買田地，起造教堂。這一來，“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楊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釁，同時中法條約中又規定地方官“濫行查拿”教民，須加處分，因此，遇到“教案”，總是教民佔上風。民教相仇，積漸成了難解難分之勢。眼前就有貴州遵義和四川酉陽州兩起，遷延日久，使得法國公使羅淑亞無可忍耐，竟自稱“外臣”上奏，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居然亦為他代遞“外臣”的奏摺。兩國的交涉，變成內部的糾紛，好象部院之間，各有主張，唯待軍機議奏，皇帝裁決。為此，把文祥氣出一場病來，亦為此，加派沈桂芬在“總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鬧。

曾國藩的幕友，議論教案到此，無不浩嘆。由董恂又談到崇厚——他是咸豐十年新開的北方三個通商口岸：天津、牛莊、登州的“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務好手，但他辦洋務，只是一味媚軟，縱容得洋人氣焰甚高。大家都認為這不是好現象，總有一天因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變故來。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開，誤會益深，這才是隱憂。”

曾國藩接著便舉了個例，從他到任以來，好幾次有人攔輿告狀，說有小孩走失，是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採生配藥”，請求伸冤。

“這是野番兇惡之族都不忍為的事，西洋文明各國，如何會有此殘忍的行為？以理而論，決無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說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帶，不斷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實，曾國藩接到狀子，除了嚴飭地方官查拿“柺子”以外，不能再有什麼處置。雖然有好些狀子中，指控天津東門外，運河西岸的“慈仁堂”，收養孤兒、棄嬰，不懷好意，曾國藩卻未肯輕信。只是有個打算，等有機會要親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個機會很快地到了，這年十月間，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總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縣，一起隨著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國藩接上岸，駐節在長蘆大鹽商查氏的水西莊。查勘了鹽政、校閱了崇厚所統率的洋槍隊和洋炮隊，然後請查獄訟。

這是他到任以後，決心要辦好的一件事。曾經親手編寫了一篇“清訟事宜”，通飭各州縣，限期將積案辦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親自審閱，每次出巡，亦必定要親臨州縣衙門，查核辦理積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狀子。

因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狀，越來越重，他依舊只能聽，不能看，聽完天津縣知縣劉傑的“面稟”，他說：“拐走孩子的狀子，有二十幾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總有個說法，我倒要聽聽。”

“回中堂的話，實在慚愧。”劉傑滿臉惶恐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