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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交代”的制度。根據這一制度，除了少數例外，每一位大名必須輪流一年在幕府，一年在其領地，而其家人永久居留在江戶。在江戶及其領地分別維持住所以及定期帶領家臣隨員往返江戶的龐大費用，也有助於防止大名攢聚太大財力。事實上，這一制度耗費大名約半數或超過半數收入。他們也必須在特定的日期沿著有幕府部隊守衛的特定路線往返幕府。

德川幕府所採取的限制民眾之間的流動性與防止潛在不穩定的其他措施包括：

⊙檢查陸路旅行，在領地之間的關卡，旅客必須持有並出示官方發給的旅行檔案；

⊙宵禁制度防止人民未經授權在夜間走動，尤其在他們自己的城區外；

⊙為求封建統治的安全，每一大河故意不設橋樑，而用渡船或者步涉；

⊙街道上不許通行牛馬車；

⊙使用秘密警察刺探任何可疑活動。

對違反者的處罰通常很嚴厲，特別在德川直接控制的領地大城鎮裡。由於輕盜竊罪或甚至因疏忽導致自己家屋著火被處死的很普遍，因為當時的家屋大多是木製的，火災對社群尤其構成危險。有時全家甚至於鄰居隨同犯人一起被處死，因為秀吉的連坐法原則被嚴格執行。尤其是家長與五人組（由鄰近五戶農家組成）必須為其成員的犯罪行為負連帶責任。

依現代標準來看，當時歐洲的刑罰也很嚴厲，但當時日本刑罰的嚴厲程度足以讓來日本的歐洲訪客震驚。17世紀前半期曾在日本居留多年的法國人法蘭西斯·卡隆（Francois　Caron）指出：

他們的刑罰方式有烘烤、焚燒、釘十字架、用四隻公牛拖拽以及投入油或水中煮沸。

義大利訪客法蘭西斯哥·卡勒提（Francesco　Carletti）評論說：

許多人因為諸如偷竊蘿蔔等輕罪被釘在十字架上……有時他們把懷裡抱嬰兒的女人釘在十字架上，讓兩人在痛苦中哀號死去。他們的處罰實在極端殘忍、野蠻、不人道。

他們兩人都省略不提斬首，當時斬首很普遍，但斬首並非對已被處死的平民最後的用刀。武士有一種稱為“試切”（tameshigiri）的習慣，用已被處死的罪犯試刀劍是否鋒利，直到“可憐的屍體被剁成碎肉，留在那兒給狗、鳥吃”。好刀刃可以一擊切穿三具屍體，最高紀錄是七具屍體，而試切不限於屍體。

被判死刑的武士與貴族有時也遭受類似命運，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有切腹自殺的“特權”。這是起源於平安時代的習俗，意在顯示被害人靈魂的純淨，因為靈魂被認為存在於腹部。至此階段，切腹自殺往往已儀式化或甚至象徵化，當被害人切腹後，他的一名友人立即用劍砍下他的頭。

刑罰的嚴厲與將近一千年前的律令制的相對寬大形成有趣對比，並暗示朝廷統治與武家統治的一個差別。同時，處罰繼續基於不服從與搗亂，而非基於道德判斷。

連坐法原則使得人們對於歡迎任何陌生人進入他們中間顯得非常謹慎。在一個行動受到控制的時代，陌生人原已夠可疑的了，但當整個社群可能因為一個陌生人的罪行被處罰甚至處死時，那麼不接受陌生人是有其道理的。這跟一般日本人至今不願和陌生人牽扯在一起有很大關係。這也跟內團體與外團體的區別有關。這一區別具體表現在日本人的內與外的概念中，這些概念被認為是日本人團體組成與歸屬、認同之認識的根本。這些概念被許多評論家廣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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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穩定才能夠生存（4）

嚴厲的連坐處罰在理論上且有時在實際上應用於大名領地的鄉村，但那兒的生活往往較容易。這是因為只要鄉村繳納稅收且沒有明顯的犯法或反抗情形，許多大名通常樂於不干涉其領內鄉村的事務。除了重案之外，鄉村的懲戒通常由名主（村長）或百姓代（代表村民監督名主）處理，而懲戒方式通常是罰款或徵稅，流放是最糟的處罰之一。

因此，不管村裡實際的混亂情況如何，村民向大名的官員提出的必定是和平景象。這順從的“應酬話”理念是近代日本的另一重要遺產。這是正式權威與實際權力的關係，也是日本人外觀與內在現實之區別的另一要素。假如某人外觀上嚴守規則並尊重權威，且不引起任何真正的騷亂，很可能他就平安無事，甚至擁有有限度的自由。今日的日本也是如此。

西洋人總是惹麻煩。他們不熟悉日本人的作風，行為難以預測且往往無禮，說奇怪的難以掌握的語言，對於某種凌駕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