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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是絕對的神的概念有很大部分歸因於1890年的《教育敕語》的意識形態基礎。這在20世紀30年代期間被大大地強化。其頂點是《國體之本義》(國家的基本原則)——天皇制的經典。這份有如書本一般的檔案是由文部省(###)於1937年3月出版的。它使用非常類似《教育敕語》的術語,而且同樣為學校教師與其他有權力的人使用,以便對學生灌輸他們認為正確的觀念。在1937年,全國人口至少有36%的人是在義務教育的年齡層,因此是一個很好的教化標的。
它是一份訴諸感情而非理智的檔案,內容充斥著矛盾,其刻意矯揉造作的用語使檔案的詳細分析超過大多數讀者的閱讀能力。同時,這樣的用語使它有古代與權威的氣味。其要點是強調天皇的神祇起源及完全自我犧牲服從其意志的重要性,以至於效忠天皇與他的國家變成與其說是責任,不如說是人生的目標。
《國體之本義》為日本國作下列的定義:
天皇接受建國者的神諭,其不間斷的家系永遠統治日本帝國。這是我們的永遠不改變的國體。因此,基於這個大原則,全國人民團結成為一個大家國並服從天皇的旨意,加強忠孝美德。這是我們的國體的榮耀。
天皇是“現人神”(神的化身),“天照大神的直接後裔”,而服侍他“不是責任,也不是服從權威,而是內心的自然表現”。跟西方國家不同,西方國家的公民是“不同的個人的集合,統治者與公民之間沒有深厚的基礎來團結他們”,而“天皇及其臣民來自同樣的源泉”。“天皇與臣民的關係是父子關係,這關係是一種自然的關係”,不是像西方統治者與公民之間的僅僅契約式的關係。日本真正信奉“天人合一”的天道。和諧也是這關係的特色,因為“和諧是我國建國偉大成就的一個產品”。最終的和諧是天皇與臣民之間的和諧,說得更確切一點,“和諧的極致是臣民為天皇犧牲生命”。在近代“西方個人主義與理性主義帶來腐敗”,而“我們必須掃除精神的腐敗與由於沉迷於自我而產生的知識的矇蔽,回到純淨的心靈狀態”。這不僅是為了日本或亞洲的緣故,而是為了整個世界的緣故。“我們應該這樣做,不僅為了我國的緣故,也是為了正掙扎著跳出個人主義僵局的全人類。”
在《國體之本義》釋出後的10年左右期間遇見日本人的西方人,他們之中許多人很驚訝地發現,不僅平民而且許多高層且很有才能的日本人似乎也相信這宣傳——甚至那些協助策劃的人之中有些人也相信。至20世紀30年代末期,確實所有小於50歲的日本人曾經或正在一個受到控制的教育環境中受教育,這教育依據1890年《教育敕語》,灌輸以天皇為中心的世界觀。這包括許多位居高職的人,他們之中有些人可能真的搞不清神話與現實的區別,而無疑許多民眾真正如此被教化。同時,懷疑天皇制就是讓自己冒生命的危險。恐懼也扮演了一個角色。
天皇在戰前意識形態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時使得《國體之本義》的其他要點被忽視。這些要點之一是提倡下列理念:日本人“與自然合一”且比受到個人主義汙染的西方國家享受較純淨、較自然的生活。對環境決定論有特別興趣的著名哲學家和辻哲郎(1889~1960)是起草《國體之本義》的委員之一,他幾乎肯定會在該檔案中給日本人特別與自然和諧的理念如此重要的地位。雖然那可能不是他的真正意向,它被用來作為日本在亞洲大陸擴張的另一個理由。日本人能夠聲稱,他們在亞洲大陸的擴張不僅旨在掙脫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枷鎖,並且在較深的層次要恢復天人之間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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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擴張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2)
這天人合一被稱為“結”(結び,musubi),是一個複雜的術語。它結合了“結合”、“和諧”及“聯結”的意義。它有“生殖”的含意,以及“生命力”的引申之意,還有跟新生命有關的“原始純粹”的含義。
對“結”的最清楚的英文解釋,可以在河合達夫1938年發表的《日本擴張的目標》(The Goal of Japanese Expansion)一書中找到:
在他們的作為一個獨特的種族的進化過程中,在他們的自然環境與他們的各式各樣令人振奮的氣候的影響下,日本人獲得了對美麗與純淨的愛好。他們靠近自然居住……作為神明的子女,我們的祖先過著與自然和諧的生活,獲得自由的社會觀,而這社會觀發展成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理想。同時,他們察覺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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