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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條約。

1931年9月發生“瀋陽事變”。這幾乎是1928年關東軍炸死張作霖使用的戰術的重演。靠近瀋陽的一條鐵路又被日軍炸燬，且他們再度聲稱是中國人乾的，他們希望這將引發危機，進而強化日本的軍事立場。事變是由石原莞爾（1889～1949）領導的一群中階軍官執行的，但這次它受到軍事指揮部高階人物的默許。

這次溫和派沒佔上風。與1928年的事件不同，這次日本軍事幹預在爆炸案發生後迅速隨之而來，事實上在幾小時內就採取了干預。政府沒有能力阻止。由濱口的繼承人若規禮次郎（1866～1949）領導的民政黨內閣，因無力解決危機而在幾個月後辭職。在若規之後出任首相的是年邁的犬養毅（1855～1932），他嘗試控制軍方，但在就職僅幾個月後就被極右翼海軍軍官暗殺。犬養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最後一位代表政黨的首相。

裕仁據說對軍方在滿洲的行動大為震驚，其弟秩父宮親王勸他干預，但他拒絕這樣做。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定他實際贊成或不贊成軍方的行動到什麼程度，但他不採取行動與他的沉默使一般民眾認為他支援軍方在滿洲的行動。

日本在滿洲的軍事幹預不久導致關東軍在1932年3月成立“滿洲共和國”。這個陸軍建立的國家在同年9月被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並在1934年3月改名為“滿洲帝國”。皇帝是著名的清朝末代皇帝——傀儡統治者溥儀（1906～1967）。

瀋陽事變引起國際聯盟的反應。由英國李頓爵士（Lord　Lytton）率領的調查團在1932年初來滿洲調查。根據其報告，國際聯盟大會在1933年2月譴責日本的行動。日本迅速退出國際聯盟。

在野黨受到恐嚇，軍方現在幾乎不受抑制。“思想警察”活躍，有錯誤思想的人被暗殺是很平常的。天皇本人似乎對軍方的擴張計劃不構成障礙。軍方毅然保護他，以免受到有錯誤思想的“邪惡顧問”的左右，那些顧問見解太過於西方與自由主義。美濃部達吉是許多受害者之一，他的有關憲政的見解使他被控叛國。他的著作有很多被收回。

復興日本的運動往往被稱為“昭和維新”，但這運動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味。尤其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與中期，為了促成這維新運動甚至發生過若干暗殺事件。

最有名的政變“二二六事件”發生於1936年2月26日凌晨。由下級軍官率領的1400名士兵突襲若干政府大樓，殺死或刺傷若干主要政治人物與皇室顧問。他們的目標是要成立一個比較同情其極端民族主義理念的軍政府。但他們並未獲得全面支援，而軍方高層對他們的行動看法分歧。令許多人吃驚的是，影響最後結果的決定性因素是裕仁。叛軍宣稱他們絕對效忠天皇，而當裕仁因為叛軍攻擊其顧問而震怒，並拒絕跟他們扯上任何關係且堅持把他們當作叛徒審判時，叛軍運動受到嚴重削弱。裕仁也拒絕給他們切腹自殺的權利。叛軍領導人士希望審判能提供給他們一個表達意見的場所，但當局甚至連這個也不答應，因為審判是秘密進行的。19人最後被處死，而其他70人被關進監獄。但公開表示同情的高階軍官沒人被判刑。

“二二六事件”是裕仁堅決干預與軍方受到抑制的一個罕有的個案。大體上，軍方在裕仁的昭和頭10年以犧牲議會、政府的代價，獲得對全國的控制。他們具有侵略性的反西方、反自由主義的情緒（許多民眾也如此），沒有使“百姓昭照萬邦協和”（昭和）的時代有一個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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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擴張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1）

在“二二六事件”中因為共謀被處死的人之中有一位激進民族主義者北一輝（1883～1937），他是昭和維新運動的重要思想家。他想發動軍事政變，除掉無能的政府領導人士，以恢復天皇跟人民的直接關係。他視天皇為絕對的，但有趣的是，他不把天皇視為神，這可能是他毀滅的原因。無論如何，北一輝認為天皇應暫停實施憲法並排除政治人物與企業家的敗壞影響，以便指導全國土地與資產的公平的重新分配。他也視日本有一個特殊的宿命，要解放在西方帝國主義桎梏下的亞洲國家。一旦日本恢復元氣與活力，日本就能領導團結的、自由的亞洲。

北一輝的信念只是當時用來為日本擴張主義辯護的一套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尤其普遍的是，天皇是絕對神的概念與日本佔領並控制亞洲以便解放亞洲的理念——日本特有的反帝國主義之帝國主義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