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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思想和設計的框架寫出初稿，明確提出：”應當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是非的唯一標準，對‘*’應採取一分為二的分析態度“（當時對”*“還是持肯定態度的，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黨才改變了對”*“的看法）。*12月26日對這個提要作了批示：”拿給大家討論去，議論紛紛，有好處。“之後，編寫組根據*的意見，對這個提綱又作了充實和修改，在吳江主持下邀請部分學員代表座談徵求意見。1978年4月中旬，中央黨校校委決定把寫成的二稿，在”黨的學說“的10天課程中發給學員閱讀、討論。這樣不僅使學員初步掌握了真理標準，推動了他們的思想解放，而且透過他們，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積極的廣泛的影響。

第六，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之前，耀邦同志就組織了兩篇明確論述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文章。第一篇是邵華澤所寫的《文風和認識路線》，《理論動態》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人民日報》1978年1月9日轉載。這是在撥亂反正中明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並聯系實際加以闡述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所以*非常重視，並給予肯定的評價。他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好，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把文風問題提到認識論的高度，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粉碎‘四人幫’後，需要撥亂反正的問題很多，就是要把認識路線、思想路線、真理標準問題作為突破口，這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可組織一系列的文章。“第二篇文章是孫長江（時為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研究組組長）所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初標題是《實踐是檢驗路線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後劃掉”路線是非和“幾個字）。此文是較早（1978年初）系統、全面地從理論上論述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文章，立足點也比較高。1978年4月孫長江應邀去《光明日報》參加對胡福明的文章修改時，就是以這篇文章為基礎，與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的。

所有這些都是這次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前奏，它為全國範圍的大討論起了示範和帶頭作用。

*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直接組織者　、推動者耀邦同志對《實》文的定稿和發表起了決定作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用實踐標準來檢驗一切是他一貫的思想。他不僅提出來，而且黨校覆校後在教學中，在理論研究和理論宣傳中都積極地加以貫徹。他為思想解放運動做了大量的思想發動和組織準備工作，以真理標準問題為突破口，組織寫了一系列文章。所以他批准《實》文的發表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他對理研室兩次排印的《實》文送審清樣，不僅迅速批准，而且5月6日還專門召開動態組會議（馮文彬、陳維仁和我參加），再次對文稿作了認真的推敲，他說：”一定要嚴格把關，萬無一失。“表現了對這件事嚴肅的高度負責精神。

回顧胡耀邦組織真理標準大討論（3）

耀邦同志一貫重視理論界、新聞界協同行動（重要文章用特約評論員名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同時發表，新華社發通稿）的方法，並指定我多做這方面的協調、組織、溝通工作，強調這是值得提倡的好方法。《理論動態》中很多重要文章都是採用這種方法，這就大大地擴大了文章的影響和作用。以新華社為例，從1978年以來，差不多半個月就開一次”理論動態“與”新華社國內部“的碰頭會　（由我與王聚武或吳振坤及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杜導正參加，後來由副主任李峰參加），互通情報，議論選題。這一不成文的制度，在我在職時就堅持了5年，碰頭達百次以上。我們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以及中央編譯局、國家科委、中組部研究室等也經常保持著這樣的聯絡。有的由耀邦同志主持開會，共同參加，共同商定選題。文章寫成後，又共同參與修改，蒐集反映。這種平等協商、集思廣益的方法是耀邦同志歷來提倡的群眾路線的方法，也是推動思想解放運動向縱深發展的方法，所以得到耀邦同志充分的肯定。

真理標準的討論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它不止是一篇文章，而是一系列的文章。根據客觀形勢的發展，在耀邦同志的直接指導下，按照總體設計，”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打殲滅戰“。

《實》文發表後，耀邦同志一時處境艱難，已不可能實現他組織第二篇重點文章的設想，更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繼續以”特約評論員“發表文章。他採取曲折方法處理。在吳江同志把他所寫（孫長江協助）《*主義一個基本原則》的文章，同時送給《解放軍報》和耀邦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