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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炎潮經濟理論的創新與遭遇（6）

堅持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動搖陳：剛才主要談了“私營經濟”理論引出的風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兩個概念也是你較早提出和一直堅持的，這裡面有一些什麼樣的故事？

鄭：我為什麼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因為當時出現一個問題，中國改革目標究竟是堅持計劃經濟為主還是走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之路，我很困惑。當時廣東的實際情況是，價格慢慢放開後，一半以上價格由市場調節，形成了市場價格為主的新格局，而我們在理論上宣傳上，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就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狀到底如何評估？改革的路到底該怎麼走？改革之初我們“摸著石頭過河”，這可以理解，因為我們走的是前人沒有走過的改革開放之路，我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陳：和紅軍長征一樣。同樣是絕境突圍，同樣是最初時沒有明確目標，走到哪兒算哪兒。

鄭：是這樣的。改革之初只能這麼辦。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在改革之初是沒有理論準備的改革，是沒有預先設計的改革，是沒有整體方案的改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碰到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但到了80年代中期，問題就嚴重了，廣東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新格局：個體私營經濟大發展，港澳臺資和外資大量湧進，分配理論突破，價格放開等，現實與傳統理論相沖突，我們必須確定改革的方向、目標和對改革進行總體設計。

因此，大概從1986年開始，廣東理論界就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概念，並公開發起對“市場體系”的系列研究。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也瞭解廣東市場發展的情況和廣東人的困惑，察覺到了市場經濟問題，提出研究改革目標和市場經濟問題。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當時我並不清楚這個來頭。省有關部門提出進行廣東省綜合改革試驗方案研究，指定4個人，每人牽頭設計一個。我是中青年學者的代表，我牽頭設計的那個方案現在還在，方案明確提出廣東要搞的是“市場經濟”。1988年初，廣東省經濟學會、廣州市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廣東社科院、廣東省商業經濟學會、廣東省經濟發展中心、中山大學、華南師大等聯合發起，召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雙月研討會”第一次會議，我提交了一篇關於改革目標是市場經濟的文章，反響較大。那次研討會結束之後，主辦單位委託廣州市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文、我和廣州市研究中心的張向榮3人，按大會研討的精神寫份高水平的研究報告，後來被媒體稱做“3人團勇闖市場經濟‘雷區’”。

王利文把我們安排在白雲山製藥廠招待所，與外界隔離了5天，寫成《廣州、廣東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報告》。報告完成後，王利文到北京，將報告送給了當時的國務院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馬洪，馬洪又交給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等，吳敬璉作了熱情洋溢的評論，馬洪便透過有關人員把我們的報告和吳敬璉等人的評論一起送給當時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領導人非常關注，在報告上批示：“這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和探討的理論問題。”等於是充分肯定了我們的報告。隨後，報告又在《紅旗》雜誌《內部文稿》1988年4月發表。至此，在市場經濟理論這個問題上，廣東理論界以廣東市場轉型的社會實踐為主，結合國外經驗，在全國理論界率先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改革的目標。這當然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而是廣東整個理論群體的貢獻，廣東理論群體的這個突破最終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重視。

鄭炎潮經濟理論的創新與遭遇（7）

但在1989年之後，“鳥籠經濟”的主張盛行一時，市場經濟理論則遭到嚴厲打壓。所謂“鳥籠經濟”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在當時環境下，廣東省一些機構也組織“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研討會”，請我參加，我拒絕參加。1991年11月，廣東社科界召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理論研討會”，這次研討會我參加了。我提交的論文旗幟鮮明，標題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我們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用新的思維去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新的思路去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場就有朋友擔心地說，你這文章是不是太厲害了！

陳：你1987年就主張並一直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