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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出學者陳：可以先簡單介紹一下你的學術生涯嗎？

鄭：我是西安交通大學機械系畢業的，畢業後分在陝西一個汽車大修廠工作。1978年恢復研究生考試製度，1979年我考入華南師範學院讀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

陳：這是你的幸運，你的學術生涯從廣東開始，從改革開放的最前沿開始。

鄭：是的。正因為身在廣東，而我國改革開放廣東先行一步，所以我可以把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和廣東省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進行超前性的理論研究。

我1979年進校，1980年確定論文題目，1981年開始寫。寫之前已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並且很多個體戶僱工人數已大大超過政策規定（當時只准許僱工8個），已經有了特區（深圳特區是1980年年底掛的牌）。廣東的個體經濟、中外合作經濟、外資企業和私營經濟最早發展，為什麼呢？一方面因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方面因為廣東是僑鄉，百分之七八十的港澳同胞和華僑是從廣東出去的，國門剛開啟，港澳同胞和華僑就回鄉投資或支援親人發展個體經濟或中外合作經濟等。所以我的理論不是個人空想出來的，是先有這些社會實踐作研究素材，我才能夠寫出我的畢業論文。為什麼我的畢業論文產生在廣東，而不是產生在別的地方呢？因為當時內地沒有這些社會條件。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鄭炎潮經濟理論的創新與遭遇（2）

陳：你是理工科出身，為什麼會轉向社會科學研究？你的這種理論興趣跟你的個人生活有什麼關係嗎？

鄭：我的人生轉向、我的理論興趣跟我的個人經歷是分不開的。我的老家是著名的僑鄉之一廣東恩平，大學時代，每次放假回家總要聽到很多偷渡香港或國外的故事，總有一些鄉親突然就再也見不到了，甚至有一些鄉親因為偷渡淹死在海里，這對我刺激很大。為什麼我們中國人不選擇在中國生存發展，而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偷渡境外？為什麼我的同胞苦難深重，而報紙上卻始終鶯歌燕舞？我不能不思考，中國到底怎麼啦？中國的路到底該怎麼走？

我以前是學理工科的，讀大學以前，我沒有任何社會理想，我是農民的兒子，父母都是文盲，苦了一輩子。我考大學的目的，就是離開農村，吃商品糧。進大學後正好碰上“*”，“*”給我們帶來災難和傷害，同時也激發我們反思和追求。我發現我不適合搞理工科，下決心改行。這裡也有一個故事。大學時代，我曾經是重點批判物件。我本來“根紅苗正”，和當時的所有紅色青年一樣盲目崇拜。後來我為什麼從崇拜轉到懷疑？家鄉的苦難教育了我，“*”的苦難教育了我。為什麼跑那麼多人又死那麼多人？為什麼停工停產？為什麼搞武鬥？為什麼搞殘忍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這些問題從自然科學和理工科教科書中是找不出答案的，於是我相信只有研究社會科學，才能找到救國救民的道路。那時我先讀馬恩列斯毛傳記，後來又讀華盛頓、拿破崙等名人的傳記，漸漸得到一個啟發，就是要樹立偉大的志向，幹一番事業，這就漸漸改變了我原來那種淳樸的、原始的、中國式的所謂個人理想。開始從一個聽話的孩子，變成一個懷疑者、一個“問題”青年了。

陳：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

鄭：我1966年迷信般地崇拜，1967年還崇拜，1968年開始懷疑甚至是“叛逆”，反對“*”，懷疑*，認為毛澤東思想也可以一分為二。1969年就開始尋找自己獨立的思想。我的一幫同學，都有這個經歷。

陳：不是你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

鄭：對，是一個群體。這個群體都很不幸，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捕坐牢，有的被流放到新疆或西藏。我是比較輕的，沒抓我，只是作為系裡的重點批判物件，大會小會批，並隔離起來，兩個同學看守，從吃飯到睡覺到上廁所都跟著我，搞了半年。那時我還不到20歲。

陳：也就是群眾專政。

鄭：對，群眾專政、同學專政。畢業時，我的鑑定是這樣寫的：“犯過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重政治錯誤，不能重用。”然後把我送到部隊農場鍛鍊，再分配到工廠從事技術工作。一直到報考研究生前3個月的1979年3月，西安交通大學*“錯案”，才通知我的工作單位將我的原鑑定撤銷。

我為什麼要研究社會科學？因為現實讓我困惑，我的思想挨批判而無法找到答案。我用業餘時間看了很多書，試圖從書中找到答案，主要看馬列經典。剛好機會也來了，1978年恢復高考，我下決心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