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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風波”的前奏。

袁庚談政治體制改革試點體會（3）

新聞監督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既不姓“社”，也不姓“資”

關：你對新聞監督的作用怎麼看？

袁：我認為新聞監督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社”，也不姓“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所以，我在蛇口放開了輿論，實行新聞自由，只要你遵守憲法，不號召推翻共產黨政權，不是人身攻擊，造謠惑眾，不渲染*暴力，你要登什麼就登什麼，由報社自己決定。我還特別對《蛇口通訊》的總編說：你們要充分發揮新聞監督的作用，要登批評文章，特別要登批評領導的文章。

關：《蛇口通訊》有否登批評你的文章？

袁：登啦。從第2期開始就登了好幾篇指名道姓批評我的文章，開始時他們很慎重，登前三次送給我審批，我三次明確表態照發，並寫了“以後不要送審”的批示。1985年2月28日刊登在《蛇口通訊》第2期的批評我的文章《向袁庚同志進一言》還獲得了“全國好新聞評位元等獎”。由一個企業辦的小報獲得如此殊榮，在中國新聞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關：批評得對不對？你心裡感覺怎樣？

袁：總的講批評是有根有據的，有的指責也許過分了點，我心裡也有些不舒服，但我感到這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我無權干涉。

關：你如何評價現在的輿論監督？

袁：老實說，現在的輿論監督效能還未充分發揮，輿論監督往往侷限於對普通百姓的監督，對一般公務員的監督，對低階別官員的監督。相比之下，對有職權者的監督，對高階別官員的監督，顯得相當欠缺。輿論監督是監督和制約權力的銳利武器，威力是不小的，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見報”。在新聞自由的國家裡，許多*案件往往首先是由傳媒揭露的，從70年代尼克松的“水門事件”、到前年克林頓“拉鍊門事件”、再到最近韓國金大中總統三個兒子貪汙受賄案件，莫不如此。反觀我們中國，有哪幾個大案要案是率先由傳媒曝光而查處的？我國的法制不健全，執法不嚴，壞人有許多空子可鑽，逍遙法外，輿論的監督作用尤為重要。

關：但傳媒是黨的喉舌，要唱響主旋律，能允許唱反調？

袁：黨報、黨刊、電臺、廣播是黨的喉舌，應當與黨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並不妨礙傳媒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滿意的，黨一定滿意；人民不滿意的，黨一定不滿意。一張代表人民利益的報紙應當是秉筆直書的，一個為人民服務正直無私的黨應當是無所畏懼的。一個政黨、一個領導人，如果聽不到批評意見，是很危險的。小平同志說得好：“革命政黨最怕是聽不見人民的聲音，最怕是鴉雀無聲。”過去蔣介石800萬軍隊都打不垮我們，難道現在還怕別人罵幾句？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關：在西方，記者被稱之為“無冕之王”，如何保證媒體不濫用這種新聞監督權？

袁：靠法律、法治。新聞法是中國迫切需要的法律。據我所知，早在20年前就提出來了，但遲遲出不了臺。實行新聞法後，由於法律具有確定性、穩定性，不像黨政機關指示的隨意性，新聞的自由度會有所提高。但這是在法律範圍內的自由，只要嚴格依法、執法，就不會達到破壞性的程度，而使這種自由控制在建設性範圍之內。

袁庚談政治體制改革試點體會（4）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和法治關：剛才你談到政治文明這個概念，我想請教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什麼？

袁：我認為政治文明有兩個基本點：*和法治。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依存，互相促進，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沒有*的法治就是專制，沒有法治的*就是無政府主義，都會把中國引向邪路。

關：目前中國的政治文明面對的嚴重問題是*問題，這是目前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哪裡？

袁：關鍵在於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官無監督，權無制約，必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這是萬古不易的真理。一個人、一個政府、一個政黨，一旦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而又缺少*和監督，或遲或早都會走向*，把它的人民引向苦難的深淵。

關：為什麼？

袁：從深層次來講，這是人性之使然。毛主席曾寫過一首詞《讀史》，開頭就是“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也就是說人是從猿演變過來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