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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末，透過二十多年改革開放而富裕起來的中國又悄無聲息地恢復了尊孔，一股光復新儒家思想與傳統的思潮發出聲音。

恢復對孔子的尊重和學習儒家思想並沒有什麼不好。依我看，再學一學道家文化與墨家與法家思想亦應興起，這樣，也讓21世紀的中國人瞭解一下祖先如何擁有那個時代的文化思想的歷史輝煌，也汲收一下樸素自然哲學和古中國國家社會之初所產生的諸多倫理文化思想的精髓，然後看看是否對今天和未來有用。這樣的一種思想，想必是對孔子的一個正確態度，只是，以今天觀之，這樣的態度也是鮮見的。

唐朝盛世之際，國家對儒家學說和道統思想是十分尊重的，並且大力推崇，使之成為主流，這之外，還輔佐以佛教和道教，從儒、釋、道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三足而立所起的作用來看，儒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為務實的倫理治世之道，而佛教則充當了這個漫長農耕社會的安心定神丸，道則為社會提供了無為出世的自我調節功能，有了這三項，皇帝們只要不讓天下百姓窮死掉，整個社會和國家都可以安然為繼（除了外族的有力侵襲）。所以，儒家道統再加上釋、道兩具，實質上是中國漫長封建史的三個重要的文化與精神文明支撐點，從國家穩定的戰略來講，是起到了相當積極作用的，然而從文化本身的客觀性與社會人本性上來看，又讓中國在其歷史中付出了遠離科學與民主自由的沉重代價（這樣的代價就連中國皇帝本身都難以從中自拔，而中國到20世紀初還有絕大部分人口尚不知世界二字為何物）。

超越孔子和儒家道統（2）

撇去兩門宗教不談（事實上在中國儒、釋、道早已三位同體），儒學思想的根本乃是在於“克己復禮”的倫理規範的模式，其對於“新”的解知，也是由“溫故”而來，至於“創新”二字，則是猶聽天外，是無法到達中國社會的傳統思想中的。這使整個社會的精英都無法擺脫其束縛，甚至是齊齊歸附於斯。在這裡，便要略談一下唐朝興起的古文運動，以及韓愈和柳宗元對先秦兩漢古文風習的倡導。換一個角度來看，在今天白話文尚未誕生的當時，春秋戰國時期的策論和諸子百家自由抒發的散文以及司馬遷《史記》的生動文筆，都為唐朝留下了恢宏雋永的傳世文章，韓、柳之所願，也是寄望於文章能夠乘此盛世而為文章大家，使大唐文化的華彩得以光大。這在當時頗有文學思想解放的意味，所於，全面破除無心而重形的四六對偶駢文習氣，將文學情性與作者個性予以彰顯，便成為唐朝古文運動的發軔點。

我在這裡選了韓愈《師說》一篇，作為研讀與分析之作。韓愈24歲即以科舉而中進士（唐德宗貞元八年公元792年），可謂才俊出少年，文思斐然，一生窮於儒學道統，堪稱一代散文宗師和文學大家。他的這篇文章，都是許多中國人在中學時便讀過的，於此節錄下來，也學孔門弟子一般，一併研習，溫故知新，看看21世紀的我們有怎樣的心得：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這篇1200年前的文章。我仍記得中學時的所學，那是每天早晨必背的課文，其中古漢語的咬文嚼字的獨特文法，就是背起來也讓我們這些孩子搖頭晃腦，儼然一副夫子之相。現在想來，還會有許多中國的孩子們會如同我一樣如此這般地學習中文，而更多情況下，這樣的學習往往止於識字斷句和死記硬背的低階層面（這也是中國方塊字客觀存在的一種普及之惑）。

從韓愈的文章中，可以透視到當時社會教育和學習風尚。看來，作者的感嘆涉及的關鍵有二：一是不好學不求道以及不尊師之風已經在當時出現，似乎還有盛行的跡象；二是作為教育之師的傳道者已經很久沒有出現了。於是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文化昌明的唐朝盛世，學習和師道也是一個屁。因此，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某種歷史的暗示：學習以及從道，一貫以來，都是我們這個民族非擅長的一類。儘管韓先生強調“人非生而知之者”，然而對於更多的中國人來說，在求知問道與保持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