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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間，許多情況下他們會不由自主地選擇後者，所以，才令韓先生有了“聖益聖，愚益愚”的感嘆！韓先生之好為人師的精神是可嘉的，而世俗之眾之不好學不敏思不上進也是很頑強的，於是乎二者之間便總會有一方生出嘆怨來，這生出嘆怨者，當以採取主動積極的一方為多。

接下來分析的話題就更有意思了。韓先生以一己之證，進士之身，才學之豐，足以為活生生的現實楷模了（讀書學習就能功成名就），然而《師說》一篇，本是給一位年方十七的李氏學子所作的激賞之文，韓先生卻以一番“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的感概開頭，其意深為何？我們的問題很快就指向了一個方向：為什麼會聖益聖而愚益愚？進一步而言，是國中之人為什麼樂意於愚（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問題但也是一個真實問題）？

這種看似的社會性現象，其在今天的現實社會中亦相當普遍。“愚”的造成，表面是知識文化的不傳或是社會大眾的不學，而深刻處的原因卻是另有奧秘的。這個奧秘之中，我想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超越孔子和儒家道統（3）

一個是中國社會普世的世俗倫理與短淺的價值觀使然。稍事一想想即可理解，一個缺乏更高信仰的現實農耕經濟國家，廣大之眾均以儒家道統的實用型倫理邏輯為統一標準，要在傳道與術業二者之間作一個選擇，那麼術業則更具備一種現實的利益功效。術業之於世俗中國以及社會各業，乃是人人之需，稍有遜色，都會招來激烈並殘酷的競爭淘汰，這一特點，1200年前與今天的社會狀況並無二致。由此，要做到勸世明道，以術業之學的思想和知識、是不足以能承擔此任的，非得要似於宗教的力量方為可行。而中國之歷史，素無宗教，更多是綱常倫理和世俗之教，至於道、佛之教，也只是令人幻想而無實質的精神，更沒有求實的科學與哲學辯證思想，所以，師道之不傳，關鍵在於道的能量缺乏。因此，從這一分析來看，我們可以不怪世俗，要怪就怪中國傳統思想中對於更高理念的缺乏。

其二是價值標準模糊，這是韓愈的失誤了。道與業，一個是智慧，一個是術業，這二者之迷不能簡單以一個“惑”而稱，亦不能以單單一個“愚”而喻之。聖人與愚民，其本同出一源，之所以差別，乃是對道與業的不同領悟。社會的絕大部分都心思安居樂業，求田問舍，這樣的術業之技和社會價值觀，想必是頗有其廣泛存在的道理的，沒有術業，怎麼吃到飯？然而韓先生卻斥之為“愚”，我以為不可也。而道之惑，當是一個社會最高價值觀與智慧之“盲”，與術業層面之惑全然不同。所以，一個人術業不精或是無技可施，我認為可以比之為“愚”。而你若對一群技能嫻熟的術業者謂之“愚”時，則要小心他們把你罵死。而若將智慧和人生和社會大價值觀的缺乏者訓斥為“盲”時，我看絕大部分人還是會要感謝你的（他們常常會抱拱而稱多謝先生指教）。

韓愈先生，我揚文在這裡失禮了！從道與術業這兩重價值標準的迷失來看，中國之道，其本身就是一個“盲”字，既然道已盲，又如何怪得了世人之凡俗呢？所以今天，我們看報紙緋聞滿天飛、網路口水滿地濺、電視娛樂滿眼秀，全國一片麻將聲，都不必驚奇了，因為，以道之盲以及人文哲思領域的茫然空白，自唐以始就已存在，而由秦已來，所有的人本思想和哲學探尋就已被埋進了始皇的墳墓，以致讓我們今日讀哲學，理解人本，瞭解人性，還須翻越千山萬水到達希臘和羅馬，去到不列顛和美利堅，在弗洛依德的《夢的解析》裡看到自己的映象，在笛卡爾的《沉思錄》中找到自己的獨立思想，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中發現生命的演進史，於霍金的《時間簡史》裡找到一個真實的宇宙，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獲得自由市場的指引，從托馬斯。傑佛遜的《獨立宣言》中知曉方有平等與自由的道理，從好萊塢大片中感受激情，在星巴克體驗優雅，在一大片托斯卡納和聖塔芭芭拉以及賴特的別墅中體會財富衝動，在全球化浪潮中漸漸感悟原來自己是一個世界之中的中國人…

中國儒家道統之中，是不會有這樣一些事物存在的。倘若真有，我們近代的祖宗們，也就不會面對西洋的堅船利炮而深感詫異了，而圓明園也大致可得以完好保留。孔子的儒家學說裡沒有這些知識，我們可以不怪他，這就好象我們不怪自亞里斯多德以來歐洲中世紀的經院學術思想的一成不變一樣，直到哥白尼在世紀16世紀初提出日心學歐洲才發現宇宙的中心並不在梵蒂岡。歐洲唯物主義的思想先驅羅吉爾。培根（公元1210…1293），獨以一人之力而叛道離經，對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