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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眾思想。而自此之後，“均平”這一思想便漸漸演化成為“均貧富”，成為了中國後來歷史中出現最多的民間變革的思想核心。在漫長的封建專制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專制政權之下，民間物用的貧乏與政治思想的無權之間，物質貧困導致的壓迫感自然要來得更加直接，所以“均貧富”便是解決這個直接問題的直接手段。然而，過於集中於這個焦點，這也導致歷史上對“貧富不均”背後更大問題的思考的不足（許多人甚至在今天都無法確切知道造成物質財富不均的原因究竟是什麼），以人本的態度來審視，一個社會如果僅僅將均平的標準落在物質標準之中，可以說是對人自身價值的一個極大忽略，同時這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人文思想的一個嚴重侷限。也正因為這一點，造成了中國由封建時代開端而至今天在人文精神方面的整體不發達…即除了物質之外，我們無法發現作為人自身的更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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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變：渾沌的能量（4）

這種對物質財富的佔有以及由此而上升為對權力的爭奪，在後繼而來的時代中，幾乎成為了中國社會與價值觀的主導。很快，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物質化與權力化的價值觀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事實上，自唐之後，這種價值觀就充斥了中國的全部世界。

五代十國的蠹害

公元907年黃巢的叛將朱溫（因招安而被賜予名朱全忠）廢掉唐哀帝而創立梁國自立為王時，唐朝就由此而從世界的歷史上徹底消失了。自此之後五十年，由唐朝未期###而坐大的各節度使都紛紛輪番登位稱王，這個輪番的過程，便是相互殺伐的過程。自梁為始，依次為唐、晉、漢、周，共計五朝，史稱為五代，加起來不過53年，然而就是這53年，幾乎將自唐而興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殺得一乾二淨了。中國的現代史開端之際，似乎也是這樣的一個格局，直到1949年才終於達成一個大統一的新中國，所以，中國之大，也就給了許多強梁們佔地為王的機會，各地方與中央的博弈，似乎有著由來已久的傳統。微縮一點而觀之，則可以發現一是農耕經濟的長期延漫而造就出的一畝三分地的個體物質價值觀，使人人都樂於求田問舍而不肯團結做大，直至做成一個全球化；放大而觀之，則是封建之集權，獨取天下我一家，以中央高度壟斷而謀求天下太平，這一方面是社會經濟取值最小化，而個人專制權欲追求最大化，因此往往造成中國歷史和社會的巨大斷裂。我想，在中國歷史中如果有那麼一個時期的社會取經濟利益的共同最大化，而又使國家政府權力處於與這個社會利益最大化價值體中的一個適當範圍，那麼，這個社會或許會在歐洲崛起之先而強盛起來，並可能一直都成為世界的領袖。而連線這個社會利益和政府權力之間的，則是一個為社會所共同認可並獨立存在的法律基礎。在後來1776年誕生的美利堅，就採用了這種社會的結構模式，它的實踐證明了這一模式的可行性。

五代之際，中國已演變成了各地軍閥以武而爭的演習場，成者為王而敗者為寇，絕大部分的各代皇帝都是由勢力強大的節度使而來。當時就有這樣的說法：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五代的同時，還有割踞於北方和江南一帶的十個小國，這樣，大家都濟濟一堂，成為了中國歷史中皇帝最多而時間最短的一個時期。這就有點像中國改革開放中期出現的許多產業投資熱一樣，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家電行業一下子齊進了數百個牌子，彩電也好、空調也好，各省各地方都有自己的投資企業，最早的彩電大王是四川綿陽的長虹，它甚至打出了“太陽最紅長虹最新”的口號，而很快，來自深圳的康佳也以雄厚實力直接對抗，喊出“誰升誰就是太陽”這樣的宣言。這場戲只是發生在中國市場經濟領域裡，但是其勢態和作用肌理，與五代十國的節度使們並無兩樣。在中國，這種以強勢奪天下的草頭王式的思想，發生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因為這樣的歷史，也因為這樣的價值觀，所以造就了這個社會充分的同質化，以致讓所有的一切都如風襲一般，來得快也吹落得快。

我在思考一個關於一個歷史的臨界值的問題：什麼是一個好的歷史？或者說，歷史是否能夠被改變嗎？這似乎是一個幼稚甚至無知的問題。然而我在此提出來，其目的無非只是想討論一下，人類歷史或是中國歷史在其發生和發展的程序中，是否可以由歷史的當事人們更趨向人類的理想一些？

作為傳統歷史觀來看，人類社會的任何一個階段所發生的一切都是一個既成事實。然而，如果我們將歷史活化，會發現，造就這樣一段歷史社會的客觀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