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頁)

義”這種中國式的“道德情操”模式之所以未能解析出以“唯利”為基礎的“利他”與“利己”理論的原因時，會發現，“唯利”論不僅僅是在中國的道德思想上被忽略掉（抑或是一種人為的否定掉）而沒有能真正誕生，同時更在漫長的封建君主時代以王權完全抑制了民間唯利思想的生長，重農抑商不僅表明出中國作為農耕經濟國家的國民經濟史特徵，同時也客觀上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權唯上的事實相應和，所以，“唯利”在中國的文化中幾乎是一個完全被歷史邊緣化的東西，它甚至無法出現任何思想來予以哪怕最小的支援。在這一點上，孟子的唯仁義道德觀，從根本意義上來解析，所依託的是仍然是“君權思想”。

我想象，如果在孟子時代，能夠針對梁惠王以及由大夫和士庶萬民已構成的唯利現實中，進行一番深入的討論，並結合孟子自身所弘揚的“仁義”來作本質的思辯，是完全世有可能論證出基於社會仁義道德理想基礎之上的“利他”與“利己”的雙重唯利觀的，這樣一來，不僅可以使道德倡行，同時也能夠使百姓獲得安身立命，在利他與利己之間尋找到一個符合中道的黃金點，以此而解決民眾近期利益與國家社會長遠發展利益的矛盾衝突。在此，我們可以不談孔子的中庸之道，而幾乎與孟子完全同年的亞里斯多德則已經開始考慮到這個“中道”的問題：他在《倫理學》中和中國同時代的孟子一樣，推崇人類的善與德行，而在另一部《政治學》中，則將倫理和政治結合到一起，並提出善與德行的目標應當就是追求整個集體甚至全人類共同的好處。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當中，他率先提出了國家“有機體”的概念，並推匯出“國家的目的是善良的生活”，進一步，亞里斯多德還指出“國家就是家庭和鄉結合成為的一種完美自足的生活”。在這一基礎上，他又指出，在國家這一基礎上，如果失去法律的約束那麼人將成為最壞的動物，在這裡，亞里斯多德強調的西方文明中最早的國家律法思想，這一思想，成為了後世人本社會中達成社會道德與個人私利之間平衡的重要保障。亞里斯多德贊同國家公民們擁有自己的私有財產，同時，他又強調應當以仁愛來教導人民，這樣使社會財產的大部分能夠成為“公共”的。而在稍早之前，亞里斯多德的老師柏拉圖則在他的《理想國》中更強調了國家的正義、勇敢以及共產主義，試圖以共產的方式來解決財產的爭端，而亞里斯多德則在他的論說中否定了老師的這一觀點。當中國處在一個王朝覆滅而群雄諸國爭起之際，一個關於社會倫理和民眾幸福以及國家強盛與個人財產私利的巨大話題中，孟子為什麼沒有在這一體系上再落力下一些功夫呢？是什麼阻礙了他？或者是，那樣一個時代的客觀侷限性限制了孟子偉大仁愛思想的發揮？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孟子：民本思想的仁義之師（3）

在人性、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以及社會道德倫理直至最終的社會契約和法制確立的漫長文化鏈條中，中國僅僅是生產出了最初的幾環，並在幾個緊要而關鍵的環節上出現了缺失，從而導致今天整體社會信仰和道德基礎性的缺失。所以，一當仁義消亡或式微，天下的唯利是圖便蜂湧而起，直至今天，短視與投機取利仍然大行中國之道，以致於干擾並影響到中國加入全球化的戰略程序。

參看孟子幾篇中的對話與獨白，我們可經依稀找得到這個巨大歷史問題的一些答案蹤跡。這樣，也使我們能夠對中國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得出一些新的認知。在孟子與齊宣王的幾次對話中，宣王的思想和願望頗能折射當時代諸候列國的君王心態。這些心態中包括了不外乎以下三個方面：

1、治國制民的之道

2、強兵稱霸和攻城掠地之道

3、虐民而利己之道

在當時的環境之下，各國諸候都日興甲兵，相互覬覦。這樣的事情，究竟是不是每一個做君王的人心中所快意的事呢？孟子也問了宣王，宣王則回答：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我哪裡以此為快呀，只不過是追求我心中的大願而已）。當孟子追問這個心中的大願時，宣王便笑而不答了。於是，孟子便幫宣王分析了出來：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

這便是所有諸國君王們想幹的大業了。這一點，與古希臘時期的城邦鬥爭史十分相似。不過，古希臘的政治權勢的構成要比中國春秋戰國的諸候列國複雜得多，從佔有土地的貴族（這一點類似於中國采邑制下的分封列國），到地中海沿岸漸斬形成的商人財閥，再到由民主黨派支援下的僭主政體，而使古希臘的政治形態變得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