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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讀孟子的文章，與其說被他的智慧與文采吸引，不如說是總被他的思想所深深打動，觸及到孟子流淌於內心的那份悲天憫人的博愛之心，可以感到了這顆心靈的神聖和偉岸。孟子的仁與義，已遠不是一個僅僅用來教導學生的學術說辭，而是一個源自內心的理想和信念。有足夠證據表明，孟子是為這一個人類大同普世的信念而生的。想一想看，要在一國之君面前說出君為輕，是需要何等的勇氣！而孟子則毫無懼色，更沒有半點諂媚，這表明孟子的人格品質的高貴，以及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強烈使命感。

對於仁義，可以說是中國儒學的立基之本，這兩個字的含義很廣，運用到具體的事物上有著不同的解釋。以同時代古希臘的哲學思想基石相比較，意譯過去，與真善美三個字的意義十分相近，甚至可說是一種異曲而同工的定義。與孔子的仁義之學有所不同的是，孟子的仁義思想直接取之於民也直接用之於民，同時，更沒有在施仁的物件上有所區別對待，更沒有將這兩個字作為一種規矩而使用，而是採用以身垂範和大道普民的作法，施行天下，再加上母親的影子，所以使孟子的仁義思想更加有血有肉。

有一段《梁惠王》可以看到孟子對於仁義的施教，在這一點上，可以將孟子等同於釋迦牟尼佛的品行和德勳了。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員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己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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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民本思想的仁義之師（2）

這是一段孟子式的智慧對語。文辭未見華麗，想象力不比莊周，然而言辭鑿鑿有聲，論辯綿密謹慎，推理大度開闔，寥寥幾句，就讓一個國君的利益唯上觀分崩離析，甚至驚出一身的冷汗來。同時，這一段對話也有表明，即中國的“唯利”思想，事實上淵源甚久，從戰國之際就已經發軔，而且一發而未收拾到今天。而孟子先義而後利的思想，即是從那時起，就開始了。直到現在，這場義與利的思想和論辯仍在進行，從表面上看，“唯利”始終都佔有著這個社會的上風。

對於“唯利”思想的淵源，在西方發展史中也同樣如此。在昏暗的中世紀，所有的財產以及權力都歸屬於教會和皇帝，“利”對於民眾是不存在的，生存是唯一的條件同時也是最高條件。這樣的一個格局在思想啟蒙之後獲得了打破，首先是“人”作為社會的一切基石和創始條件而獲得了其地位的復甦，之後一系列的關於“人”的生命以及財產和思想的保障迅速成為新時代開端的話題。這一過程中產生了諸如無政府主義、自由流派和全新的政治哲學。在這一風潮中，英國哲學家以及溫和的社會變革家洛克集約了這一時期的各類思想大成，在他的《人類理智學》、《論寬容》以及《政治論》中，他指出了人類自我利益和全體利益之間的遠慮，在洛克看來，“遠慮”是值得倡導的唯一美德，而以自身的長遠利益作為指南，人類道德才有可能獲得保障。這種調和公私利益的思想，成為了影響深遠的現代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說的開端。繼洛克之後，他的學生休謨推出了《人性論》，而休謨的一位要好的朋友亞當。斯密，則在這一系列思想的影響下發表了《道德情操論》，從“唯利”思想體系中提出了“利他”的人類道德與倫理觀，亞當。斯密試圖從人性的本質中將“唯利”劃分出“利他”與“利己”的兩個支點，以期獲得由人性出發的合理社會秩序的科學建立，這一點，他甚至借鑑了當時代牛頓所發現並建立的統一物理世界的萬有引力。後來儘管亞當。斯密又從“利己”的角度出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而成為西方經濟學的聖經之後，人們都忘記了他所倡導的“利他”道德情操觀，然而，這一高尚利他的情操畢竟鑄就了西方契約的基礎，從而使“唯利”得到了哲學思想為基礎的社會法規和秩序的完全建立。

我試圖透過以上的東西方思想連線和時空上的濃縮而得到一個關於道德和唯利之間思辯的共同結論。從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18世紀，這種跨越二千餘年的時間鴻溝並沒有阻絕人類思想者們在同一個命題上的相同探索，當然也更沒有阻絕人類自誕生以來對於“利己”之私的天然延續。我在思考“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