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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閱並體會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其最大的啟迪應當就是：一個有著單極價值觀的社會為何會經歷如此之悠久的時間？而一當外來的力量介入，這個系統的承受抗壓能力又是如何驚人的脆弱？事實上，對於中國的解剖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她並非是心臟輸出型的強勁文化，而是一種人類都具備並由中國保留得最為完善著的積弱文明，這種文明解剖透徹了，則可以很精準地對症下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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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的社會價值觀（4）

這種社會“無為”的價值觀，反過來，也有著驚人的反能量，即對這個系統中所產生的一切“有為”觀念和行為都將採取抗拒和排斥甚至消滅的方式。這也就是中國歷史中無數次變革而難興的根本因原與癥結所在。

人類社會學的一代宗師馬克斯。韋伯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就經濟與社會組織以及宗教與國家、文化與政治等等構成社會整體發展要素的各個動因均進行了系統論述，其後繼的美國社會學家們亦在韋伯的理論基礎上就社會學這一宏大課題進行了方法主義的理論框架性研究，方法主義的社會學所關注的並非是時間嬗遞上的歷史演變，而是“要素結構”體系上的相互作用，這一實驗將政治、經濟、文化、法治和思想要素統統列入到一個精密的社會學科研系統當中，並在各個維度之間尋求其規律和答案，在此之後，研究將重新與歷史的過程結合於一體。這是一門全新的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研究角度，也完全超出了中國看待自身歷史的傳統標準。

我在談到中國明代所形成的社會性的無為價值觀時（實際上這一社會集體式的價值無為觀自中國宋代以來就開始形成了），有必要在此將韋伯學說的繼承者帕森斯社會學派所探求的“社會價值取向”的“模式變數”與貝爾斯所研究的“社會相互作用過程”圖式綜合而成的社會價值系統“型別變數”學說作一個簡單說明和示例。

帕森斯所倡導的型別變數的社會學行動理論認為，滕尼斯的“共同社會與利益社會”、韋伯的“傳統權威與理性權威”以及迪爾凱姆的“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的二分型別社會學觀點，對形成解構人類社會的“型別變數邏輯”提供了科學的要素。在傳統主義的共同社會中，社會的諸關係被認為是特殊主義的、有著資質的歸屬性和他人價值取向性，而在理性的利益社會中，諸關係則被認為是普遍主義的、以業績而表現和代表自我價值取向性，這二者有著嚴格的對立性。將經濟、政治、文化、制度作為社會的四項基本要素，並與適應、目標、潛在性、整合四個維度結合，再將普遍主義、特殊主義以及表現和資質四個型別變數納入體系，可以得到一幅社會型別變數的圖示。如果將對各國的社會考察和分析透過該型別變數體系，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區別與社會價值側重：美國這一先進的工業化現代國家的中心價值，主要由以經濟利益為重的“普遍主義”和業績“表現”為配伍，日本的社會中心價值則以政教合一的“特殊主義”與業績“表現”為組合。在歐洲的思想啟蒙時期，以工商資本經濟利益為重的“普遍主義”與社會共同的“整合價值”起到了社會革命性的勝利，民主意識取代了君主制度，從而開啟了資本主義時代以及爾後的工業革命。而中國歷史上的社會中心價值，則將皇權獨尊的“特殊主義”與注重身份地位的“資質”作為主軸。因此，反過來，這種中國式的“特殊資質型社會”又同時造就出最大的世俗國體，即這個社會的絕大部分人往往與國家政治（皇權）、經濟（封建國家收入）和共同整合價值（禮教道統）無關，而即便有關，也是完全的被動而非能動，因此，中國歷史在很長時間內所繁衍的是一代又一代的飲食男女。我們今天看到並體察到的現實中國社會，與這一型別變數分析結果和中國歷史的現實成就並無太多差別。

這一模型，可以揭示出中國整體社會無為價值觀的形成原因。在共同社會的傳統宗族觀念下，理性的利益社會一直都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人民是中國君王一家利益中的一個部分，而非獨立並普世的另一部分。這使我想起幾個月之前重慶直轄市委書記汪洋提出的“高調挺私”的口號，又再度想起中國三十年前改革開放緣起於十幾位中國農民的私分公田。民享與民有，作為一個要共同富裕並獲得現代化和全球化長足發展的中國來說，這是一條才剛剛開始的英明之路。

馬克思在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而恩格斯則更為大膽地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預見：人類在未來消滅了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