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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樣子了。

漢朝文化的興起，是繼戰略和秦朝所流行的策、論之後，率先在詩、辭之後所繼承併發揚而成的辭賦和樂府詩這樣的體裁併獲得其特有的文學性表現的。

所有的文化都會因為不同時代的話語系統而顯示出文學體態的不同，但總的意涵卻是一致的：心為言，言為文，人文而化成。中國文化的長期教育，皆是對文的整合頗為關注，而對以人為中心的感性與化成不無抗拒，因而形成了文化的形而下，把個人的想象力與創造性忽略掉了。想象力在中國失之久矣，所以，當想象力一旦來臨，我們往往可能是沒有做好任何準備，因此，想象力本身也就容易成為怪物。

這種想象力，在漢朝之後開始得到元氣的恢復，這也與國家政治環境的寬鬆與養民尊士有著很大關係。所以，漢代辭賦與樂府詩的產生，比及《詩經》和楚辭而言，是有了更大的情緒包容性，與楚辭的系統相比，賦的詞藻表現則更加寬泛自由。而樂府詩（事實上是民歌）則更加質樸自然，完全是真情流露。閱讀文化史和讀中文系還是有著很大的區別，至少，《華文漫史》不會來設定某個學術的邊界，更不會提倡非自由的文學創作。對於辭賦的解釋，我們要看到它的鮮活而不是形裁，無必要一談到賦就想到某種文學範疇裡的必答題。事實並非如此，在我看來，今天的自由詩歌和散文中，就有很多賦的元素，而樂府詩在當時，則更是一種發乎內心的自然歌詠。學術的思想之元裡，從來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權威，所以，更不用相信教授們的說教了。

下面是一首漢樂府詩，由漢朝的詩官們從民間採集來的。漢朝文化中興，到了漢武帝時，就已開始設定官方的音樂與采詩機構，究其源頭，還與上古周朝的官方采詩風尚頗有相似，也是漢朝為了表達一種天下太平而普天同樂的國家文化普世的意識。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看得出來，這首漢樂府詩中頗有《詩經》的奇峻與簡潔，而同時，情感的傾向性則更加鮮明，甚至是一種直抒心臆的表達了。一句“上邪”，就直端端地將這個詩人自己亮了出來，將他的內心盡情展現了。從人本主義角度來理解，這是一個個體思想發揮的一個很好例子，和那個1600多年後的笛卡爾“我思故我在”主觀人本原理完全相符。在這裡有必要申明的是，一個文化普世的時代並不一定是一個全民眾的運動，一如歐洲思想啟蒙和文藝復興，它們往往只是一小批學者和藝術家們的思想運動，這一點，與中國戰略的諸子百家十分相似，也與中國現代電影文化中的某一代電影人而影響全中國觀眾相類似。

在一個充滿激情的情緒張力中，想象力就會噴薄而出。上面這首就顯示出了這種想象力，這種超乎自然甚至凌駕自然的想象力，達成了藝術的很高境界。而且，原汁原味原創，讓所有的後世們只能仰而望之，抄而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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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風：漢賦樂府與霍去病的石馬虎（3）

在辭賦方面，更多是漢朝的文人墨客拿來抒情解意，同時頗為考究詞工韻律，顯示出漢代文化走向規範與修辭的全新階段（當然這個階段也才是中國古代文學有意識地興起的第一個階段），其代表者有司馬相如和楊雄等，這些文人，大多都以依附於達官顯貴而得以文章成名，這也是中國文化人自春秋未期儒子充當門客這一歷史在漢朝的再演進，只是這種門客開始變得更加專業而富有才情了。

倒是皇帝們，在太平天下里，也開始有了番詩情辭意。漢武帝這個人，世人知道的多是他的強國富兵和金戈鐵馬踏陰山擊匈奴的壯舉，甚少了解這位皇帝的詩情。下面是他的一首《秋風辭》賦，是漢武帝親臨河東祭土地神，在河中與群臣燕飲甚歡所作的，可以一見武帝的文風才情：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舡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看到這一賦，不禁會想起100年前這位皇帝的太祖劉邦所吟的那首《大風歌》，於是有會意一笑。再看看，這位玄孫皇帝又是怎樣的一幅氣派呢？

看來漢武帝的詩才還是極其有限的。譴詞造句頗有生硬，意境勉強應付，審美難得上佳。倒是“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兩句，有些陡然，讓人一下看到了漢武帝作為一個男人的內心世界，儘管群臣在側，美人在懷，江山在握，這個人也是於心有些寂寥落寞，想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