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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統一中國之後，有李斯再進一言，稱令諸子百家之徒可盡言天下，舉國之良材，可盡顯其多能，也就是讓大家說，讓大家做，一如漢武帝在求茂材異等詔中所說的“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接著李斯再講一講天下是平的道理，想象力是國家的生產力，舉現實的例子，做親身的示範，讓那個雄才大略的贏政聽得明白了，如果這樣，恐怕不僅不會有焚書坑儒之事的發生，也不會有他自己最後被腰斬而夷滅九族的事情發生了。而更為重要的則是，因為想象力的自由伸張，一個文化繁茂而國政清明的時代將很可能更早地出現在東方的歷史上，也不致於有200年後董仲舒獨尊儒術而罷黜百家的發生。

事實上，想象力之於中國，便是自2200年前秦朝開始，就從中國的正史上消失了，只有一些種子散落到了民間。

想象力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屬於夢想，也屬於人類與客觀世界的那條自然紐帶。這條紐帶如果強大，那麼人類的創造力與科學認知力則獲得快速增強，而且還會表現為充滿激情和熱愛生活，顯示出積極的追求，相反，這條紐帶如果斷裂或者嚴重畸形，其結果會很糟，最為明顯的一個特徵將是愚鈍，對客觀事物缺乏感應力。很不幸，這一結果在長達2000年的時間裡成為了我們的歷史。

弗裡德曼在他的書中有過這樣的一段評論：如果一個社會的回憶多於夢想，在這個社會中，會有很多人化費大量的時間向後看。他們不是透過當前的努力而是透過回味過去來獲得尊嚴、肯定和自尊（而不是設想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同時為之奮鬥）。當一些國家走上這條路線時，會非常危險。如果美國失掉了他的寬容也朝向了這個方向，那就將是一場災難。

這一段話，可以視作一個全球化時代對中國的一句忠告。然而這樣的邏輯和思想，即使是在2000年前，也並不是不可能產生的。“想象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把這個未來設定為國家的理想和目標甚至是人類的目標，並不是不可能的。秦朝統一了六國，平定了天下，這個理想的未來就應當出現啊？看來，秦並不是唯一的那個抑制想象力的人，看看莊子這個想象大師的際遇，我們會發現，或許整個農耕發端的中國各個諸侯，都不怎麼喜好想象力，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很現實，就跟今天許多的中國企業家一樣，這種風格和偏好並無太大的變化，他們幾乎驚人一致地認為想象力總是太虛，而現實才是最好，一切都要落地，落地的東西才令人心安。所以，當未來尚沒能形成一個落地的現實時，這個未來也就不再令人相信了。

這恐怕是中國式的特有邏輯了。因此，當未來不可捉摸而現實又如此不確定時，回憶便成為了尋找落地之物的最佳方式…因為曾經有那一些東西在過去某個時刻落過地併成為祖先的驕傲，於是我們，這些東方的後裔們，便有了回憶並透過回憶而獲得慰藉的優良傳統。

這種傳統在漢朝的時代，似乎有了一個轉變，變得積極而客觀，變得擁有抱負而面向未來。至少漢高祖被人提醒了一把，想到了“天下”，而他的後繼者文帝則更富有國家的想象力與同情心，在《文帝議佐百姓詔》中，這位皇帝率先發揮出想象力而反覆設問，將一個勤政而恤民的君王態度躍然詔紙之上。這封詔書是針對數年來農耕不收而災害不斷來發布的，意在告民安撫，這些設問的詔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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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風：漢賦樂府與霍去病的石馬虎（2）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至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皇帝尚能如此謙問於天下，天下又如何不作應答呢？這一設問對話的方式，頗有一些海德公園的自由演講的興味，那下面的聽眾，聽出了道理，便也就自動去做去了。於是，文景之治後，漢朝的國力大增，直致使漢武帝有了拓疆四方的宏圖。從中山小國之謀，到大漢九州天下之圖，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定而持續的大一統國家，也首次綻放出一個大國的雄心和這顆雄心之下的文化暗湧。這種大漢文化的釀成，就如酒一般，裝進一個橡木大桶，貯存在一個偌大的地窖裡，給它一定的溫度和溼度，便開始慢慢發酵，開始漸漸香醇了。漢朝對於中國文化，就象這隻大桶，而那些酒麴和用於勾兌的陳釀，則是先秦的諸子思想者們。我在上一章裡曾說過，假若讓中國的文化再與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混和一次，歷史也許將是另外一個樣子。而現在漢朝的文化，也將是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