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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養生息的國家政策，中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團結與大繁榮，併為漢武帝的興兵強國作出了重要的國力鋪墊。

董仲舒與司馬遷同期，比司馬遷稍長一代。這個漢朝的儒家學者，所做的事與司馬遷則完全不同。他在漢武帝時候透過舉賢良文學之士而到達了朝廷出任博士，基於他個人的思想和學派，他向漢武帝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為漢武帝所採納，從而形成了自漢代起始“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一種全新的儒家學派壟斷的政治文化思想體系，這一體系，成為了後來中國文化2000千年所沿襲的主要脈絡。

董仲舒的思想中究竟是因為什麼吸引了皇帝？我們可以看看，他是怎樣將儒家思想闡發成為一種新的帝王宗法思想的。他把孔子的儒學中關於國家、禮教、行為規範的部分提取出來用於遊說，同時又集約了道家的陰陽五行學說，在當時可以說是創造了一種天人合一的儒家宗教體系，並將神權、君權、父權、夫權作為四位一體的宗法體系，達成了當時帝王們十分渴求自身地位獲得強化，神化和天命的至尊價值確認則大大可以滿足這一需求。在這一體系中，董仲舒強調“天人感應”，並將帝王的尊貴直接詮釋為“君權神授”，同時他還很巧妙（抑或是他自己確信）地引導漢武帝相信“上天”對地上統治者所擁有的指引和授意權力（他借用了常見的自然氣候與天象來象徵並說明這一上天符瑞、災異的願望或譴責，這在當時人類還無法解釋天象的時代十分湊效）。這位董仲舒的理論體系中，沿著這種“天人感應”的思想，更把自然宇宙的“天道”與國家帝君與人事作出了更加具體的比附，從而論證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觀念，在孔子的禮制基礎上，他還進一步創新發展出　“三綱五常”的社會、國家、家庭和個人必須遵守的倫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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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復興與國家興起（3）

今天來看，董仲舒的儒學加經學的思想只不過是在孔孟的思想體系中再糅合了道家“天人合一”學說和先秦學說中但凡對他有用的思想雜貨店，並將“天”的莫測與人事巧妙地糾合於一體，藉以增強說服力，比起孔夫子單純的推崇周禮和孟子的質樸良心，董仲舒更多了一層學術思想的投機創新，準確把握了皇帝們需要至高無上的權力慾望，並將儒學也同時包裝成為了“天道”思想，從而大大增強了它的權威性。如果說眾多學說都還只是一人之學的話，那麼儒學到了這裡，就已經是“天道大統”的唯一學說了。因此，“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這一結果也就自然而成，如果老子在世，也會失去辯解的機會，而孔子再世的話，對這個以儒學之名而替天行道的後代弟子，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董仲舒這種源自經文道家的儒學，追源溯流又善盡人事，自成一體，在中國一些傳統經學研究者眼裡，彷彿是一方大家。從文化機會主義的角度來說，董仲舒確實是爭取了一個秦末漢初文化復興的極佳時機，在眾多學派尚未復甦之際而捕捉了學術崛起的時機，而最為關鍵的，是把握住了君權神授的最高需求，因此一舉而成為天下大儒。所以，幾乎可以說，今天許多情況下所談論的儒家思想，其大部份已非孔子所最初創說、由孟子慈懷普世的那種人文思想，而是經董仲舒施以雜家眾說而拼湊併發揮的一種封建君權文化體系，這一體系，摻雜了太多的真理也新增了許多的荒謬甚至怪誕，以至於令人無法真正辯識它的維君維權的意識核心，可以說，經過董仲舒的文化雜交而最後導致了中國文化的千年“偽道”，從而使文化從此走向了封建君權的教化之道，造就了中國文化的僵化與苛嚴的規矩。自此之後，中國文化的想象力，也就只能在山水與閒情逸志之中寄懷了。

文化成為大一統的道統之術，可以從董仲舒算起。

《史記》與司馬遷（1）

也就在董仲舒開始新興儒學之際，在中國文化求真與求我的另一端，司馬遷也開始了他的歷史。無疑，這一歷史的存在使中國文化史的真實一脈而得以保留。不過，這二者之間的差異卻很大，一個是影響並儲存了中國的文化良知，而另一個則助長了中國封建帝王國家的權利慾。這二者之間，有2000多年的時間讓後者佔了足夠的上風。

司馬遷誕生的前後時間，恰恰是歐洲古羅馬興起的時期，到公元前100年尤利烏斯。凱撒誕生的時候，太史公司馬遷洋洋五十二萬六千餘字的《史記》正剛剛著成，這部著作記錄了起自黃帝公元到漢武帝太初年間（公元前104…101年）共計三千餘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