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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高祖劉邦，是一個頗有傳奇的人。他的出身一般，秦朝時當一員小吏，卻頗得朋友相助，爾後與西楚霸王項羽爭雄，這些結交的朋友開始幫了他的大忙，所以，從這一點可以看得出，劉邦是一個通曉俗世道理的人，儘管免不了爭強好勝，然而還是更明白天下之道的。從這封詔書裡，可以讀出這位新妝帝君的心態以及求賢似渴的心情，甚至，完全可以將之理解為周圍輔佐他的那一群智囊團的集思。而也就從此際開始，一個新王朝也就邁出了賢明治國的步子，這道詔書之中，可以依稀看到儒學思想的一些蹤影，而更多的，則是流露出帝王專權的思想。然而，即便是在今天，將它改換成為白話文的招聘廣告，這種文化一脈的傳統還是會吸引很多人投遞簡歷的，甚至可以包括那些海歸派們，許多人都是會奔著“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這句話而來的。

漢朝文化的普世，在高祖時期似乎還沒有真正到來。多年戰事頻靡，讓全國民不聊生，使這個新生國家的精力都花在了經濟民生的恢復與治理上（還有一大批擁有戰功的王侯等著封賞），劉邦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且還要防止擁兵自重的統帥們倒戈背叛。

讓漢高祖由一個對儒家學說毫不感興趣轉而變成推崇儒學思想和講求禮制規矩的皇帝（這也難怪，戰國末期禮制崩壞以及後來的討秦與楚漢權力之爭使劉邦沒有閒暇功夫講究任何禮儀）是因為一個叫陸賈的書生，陸賈對高祖說：馬上行天下，寧可以馬上治乎？這一句話，提醒了剛剛坐上皇帝寶座的劉邦，恢復綱常禮制，對於一個長期戰亂的國家政權鞏固和統一是必要的舉措，更何況，劉邦在四十八歲時起兵背秦，到建立漢朝時已經五十四歲了，這種年紀，按儒家聖者孔子的話說，已是天命之年，所以聽明白了陸賈的話。

儒學復興與國家興起（2）

漢高祖明白了這個道理：在解決人民吃飯的同時，還需要解決這個國家在文化理念上的空白。秦朝的獨裁和暴政，使之迅速滅亡的並不僅僅是這些行為本身，而是源於這些行為之後的獨尊與背民思想。當時秦朝重用的韓非子，就專門針對戰國末期的諸子思想提出“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的嚴苛主張，致使演至了秦王的焚書坑儒之舉（這是人類歷史上對於文化思想的罕見暴行。然而在中國竟不絕於歷史）。所以，當幾十年之後一位叫董仲舒的儒者出現在大漢天子的殿堂裡就成為了這段歷史演進中的一個必然。

秦朝時期人性所受的苛待和嚴酷壓制，在一場天地鉅變之後的漢高祖手裡獲得了緩和。這一點，與秦王們歷代為王只圖國家霸權到劉邦出身閭里並剛剛從草根坐上皇上位置也有很大的客觀環境關係。開國的帝王們，在中國歷史上都似乎有這麼一個傳統：體恤愛民。這與他們來自不同時代的社會底層以及在時代鉅變過程中所體驗到的國難不無關係。所以，漢朝剛一建立，儘管國家政權的律法都幾乎是承襲秦朝之外，在苛政上卻是完全減免了，採用無為而治的方法來養息民眾。

在先秦時代，儒學不過只是許多門學術思潮中的一支而已，至多也只是獲得了“顯學”的稱號，至秦朝，這一學說開始受到壓制，一些儒學之士見勢不妙，便歸隱了，這中間，自然對出世的道家思想也就有所涉獵，到後來董仲舒的出現，新的儒學之中已經融合了不少道家的神秘主義，或者，是新儒學將道家思想中的玄學部份嫁接到了儒學之中，從而為新儒學提供了一層神秘主義的保護色彩。陸賈的一個提問，將一個朝代的方向輕輕扭向了儒學，以一種不經意的方式悄然將儒家思想以及它的學術理論作為一個軟碟機嵌進了中國第一個穩定國家的巨大身軀之中。在“儒以文亂法”的告誡之後，漢高祖以秦的二世過早滅亡作為事實依據而將之徹底否定了，由此而得出的結果就是：興儒學，尊孔孟，行黃老之道。

歷史總是有驚人的地方，而且發生得總是踏雪無痕。一個在不久前被一位君王坑滅的學術思想，在另外一個接踵而至的君王手中得到了復活。這個平反詔雪的時間很短。從這一點上看，這場撥亂反正的文化大改變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最快的一次，而且乾淨徹底。

經過一番休養生息的鋪墊和儒學的起用，到後來的文帝、景帝時，漢朝已經基本太平，政權也更加鞏固（有好許多次王侯的內部之亂被及時平定了）。所謂的“文景之治”，就是說的這兩任帝君時期。也就是在公元前200年的時候，中國第一次迎來了和平與穩定，透過從高祖開始並至文景兩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