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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紀中葉才告真正結束）。在這一個世紀中，美國實在是經歷太多，農業的日漸衰落而工業的快速興起，大片的土地被工廠和鐵路所開發，城市高速崛起，整個國家進入到工商事務和金融領域，婦女開始解放，政治上也產生出帝國主義的萌芽，美國國家利益觀開始滋長，多樣性將17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傳統美國再一次衝擊得七零八落，而新的中產階級力量也由此際而獲得了全新的凝聚。在十九世紀，美國所經歷的是一場歷史蛻變中的過渡期，在這一過渡期內，幾乎所有的傳統判斷都失去了效應，時代的大變動導致政治、法律、道德、家庭和個人都發生出巨大的不確定性，一邊是物質的繁榮，另一邊則是傳統的崩塌，因此，美國被迫或自然地在一片混亂之中開始探尋新的國家理想和社會發展模式。為這一模式起到顯在或潛在作用的是一些這樣的事物：國家新哲學、民主與社會的思考、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社會學與經濟學、法學與教育體制、移民與黑人問題、反壟斷與自由經濟市場。這些事物相互滲秀和影響，並最終導致這個國家從混亂中蛻變出來。1890年之後，這個國家已經蛻變併發育成為一個強大的民主的政治經濟實體。這一實體，在進入20世紀之後發揮出了巨大的作用。

美國在其立國之後的二百多年中，幾乎包容了人類社會的各種元素和各個階段的元素並從中濃縮出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與商業社會的強大因子，由此而催生出一個超級大國。這種超級實驗性的發展可以說是人類的一個奇蹟，也是古老中國需要再三考究並借鑑汲取的。這種濃縮式的變遷如果發生在中國身上，其可能的情況大致會有兩種：如同美國一樣在巨大震盪中蛻變出一個新的國家，或者是用傳統的力量將這種濃縮物的提取過程強行中止。就目前的中國狀況而言，情況似乎是第三種，即濃縮式的秩序化蛻變，這種蛻變仍然保持了它的巨大沖擊，然而卻規避了社會的大型動盪。這是智慧之舉，也可以看得出，這同樣也是一種真正的大國舉措。

從客觀宇宙的發展規律來看，人類社會的發展變遷，在排除了人類自我意識形態的約束之後，其變遷的路徑是足夠寬容的。也就是說，宇宙變化的通道幾乎無有邊界。我想，這也就是人類可以獲得發展與演進的真正因由所在。

在這樣的“盲人之鐘”一章中，我將幾乎同時一時間中美國國家演進與發展的梗概與中國作了一些客觀事件上的比照，並沒有打算引動“彼”與“我”不同的討論，而是希望將目光投去更遠，離開“我”的這種原有並相對固化的意識，將中國權當作為一個“他”來看待，如此，可能會讓我們在歷史中看得更加清楚。即便在今天，這個傳統的“我”在中國的文化界和思想界仍然是大行其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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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盲（4）

這好比張君勱先生倡行的“新儒家”，在儒家思想的千年流變中孜孜不倦地探尋著“今用”與“復興”的源由，這股思潮之背後，是現代中國“文化危機”的宏論。對此，我一直都有著一種奇怪的疑惑：20世紀下半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市場體制、產業體制都顯得蒼白而毫無競爭力，卻是沒有一個有關中國“經濟與市場危機”的論調，改革開放三十年也就這樣熱熱鬧鬧地過來了，經濟也高速增長了，物質也大大繁榮了，而反過來，談論中國“產業安全”與“市場安全”的論調也相應而生了。這中國的文化尚沒有完全開放也沒有真正予以大刀闊斧地變革，怎麼就有了“文化危機”了？這種危機感究竟是從哪裡得來的？

我想起十六世紀的另外一位弗蘭斯西。培根，他與那位早於他三個世紀的羅吉爾。培根在對待人類的“愚昧”上幾乎有著相同的憎惡。這位培根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崇學論》，他也是“知識就是力量”這一格言的創造者。在他最出名的概念中，“幻象”理論是他用來指出人性中使人自陷謬誤的種種壞心理和壞習慣（在此將之視為傳統也是正確的）。在“洞窟幻象”中，他指出人類所極易陷入自我設定的成見而不能自拔，以致產生出錯誤認知世界的看法和觀點，並由這些觀點再度影響到人類更多，從而發生出整體的畸變。我想，對於儒學也好，還是新儒學也好，這種脫離社會發展的政治和經濟以及各個不同時期社會的中心價值追求的單一文化觀，都可以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觀中的“洞窟幻象”。在這種“洞窟幻象”中，對於外界的種種變化和影響，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引至人們恐懼和危機感完全是成立的，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危機”，而在於“不知情”。用中國人自己的話說，就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