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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漢”們，包括李逵在內，多次提到“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快活”生活。這樣的強盜，實質上大都是沒有一點兒民族自尊心、只想到自己的糊塗蛋子強盜！

簡短的結論：《水滸傳》寫於異族統治中國的元代，作者在反抗心理的促使下，決心借《水滸傳》作外殼，鼓吹造反，宣揚的是“善殺人者即英雄”的觀點，反對“忍”，鼓吹“反”。因此這是一部“民族勵志的書”；呼喚的是“強悍”。這在北宋末年這樣一個民族矛盾尖銳的歷史背景下，應該說動機是積極的，但是他沒有號召人民起來抗遼、抗金，卻在遼兵、金兵大舉入侵的年月，消耗國家財力，牽制國家兵力。因此，宋江一夥兒，在當時並沒有起過什麼好的作用，更不是農民起義。在今天來說，《水滸傳》既有他積極的一面，也有他消極的一面。質言之，這種顛倒黑白、歌頌惡人的小說，已經不適合今天的讀者、特別是青少年閱讀。不然，會有負面影響，甚至人為地製造一些少年犯。因此，今天出版《水滸傳》，必須加上說明、評論和註釋，從而最低限度地消滅這種負面影響。

八、《水滸傳》是不是寫農民起義（1）

有一段時間，某些以“革命派”自居的“無產階級文學評論家”們，運用“階級鬥爭”的學說，簡單草率地把“水滸英雄”們劃到了“農民起義”的範疇中去，一方面在“水滸英雄”們的頭上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一方面又譴責宋江等人“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錯誤立場。典型的例子，就是1975年8月23日，署名梁效、實際上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在文痞姚文元的授意下寫的評《水滸》文章：《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今天看來，這也是一種非常錯誤的誤導。

清華、北大兩校（梁效）的這篇文章，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寫成的。毛澤東對《水滸》，其實早就有他自己的看法，但是前後意見並不一樣。早期稱讚宋江一夥兒是“革命派”，晚年則譴責宋江是“投降派”。毛澤東曾經說：“梁山的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於反抗的英雄。那時的梁山雖然沒有產生馬列主義，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基本上是符合馬列主義的。”（見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92頁，著重號是吳越所加。）可見他不但認為《水滸》中的人物都是“英雄”的形象，而且高抬到了“符合馬列主義”的程度。後來宋之的根據《水滸傳》改編的《三打祝家莊》在延安演出，毛澤東看後還說宋江的部署符合辯證法。但是到了“文革”期間，因為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像晁蓋一樣被宋江所“架空”，於是他在杭州發表了他那著名的“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投降主義的典型”的論斷，從而部分修正了他自己以前的看法。

如果我們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衡量一下水滸一百單八將的階級出身和社會地位，究竟哪幾個是真正的“農民”呢？除了解珍、解寶是安份守己的獵戶、阮氏三雄是地地道道但也並不太安份的漁民之外，其餘的人物，大都是軍官、地主、吏役、商人（包括店主）、惡霸、土匪、遊民。就是被認為“革命性”最強的李逵，雖然出身農村，但是打死人之後逃亡在外，當了獄卒，已經不是善良淳樸的農民，而是一個強索硬要的無賴、不分青紅皂白只知道“掄起板斧排頭價砍去”的殺人魔王兼渾人了。這裡面還有像盧俊義這種根本不想造反而是被吳用設計陷害、搞得他家破人亡、走投無路“逼”得他不得不“上山”的“被裹脅者”——實際上是被迫害者。因此，儘管林沖和盧俊義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這兩個“逼”，在本質上絕對不同：一個是被“官”所逼；一個是被“匪”所逼。“梁山好漢”中被“匪”所逼的人物頗多：徐寧、蕭讓、金大堅等等，莫不是因為“山寨的需要”而強迫他們當強盜的。他們的生活原本即便不是很好，至少還過得下去，完全沒有必要去造反。當強盜以後，生活不是變好了，而是變糟了。特別是盧俊義，簡直讓宋江、吳用給害慘了。

任何一個政治集團，其成員的出身、成分，大都很複雜。要求農民軍中個個都是農民，就好像要求“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員個個都是工人一樣不現實。評價一個人、一個集團是積極的、進步的，還是消極的、反動的，要看他或他們在歷史長河中所起的作用。歷史地看待、分析歷史，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菁華。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歷史，絕不能離開“當時歷史”這個大環境、大前提。一切以今天的觀點去要求古人、以“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標準去衡量農民起義軍的做法，固然是錯誤的，把一切造反者都冠以“革命派”，同樣是錯誤的，甚至會導致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