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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才能捧出一個像宋江這種“文不服眾、武不壓眾”但是卻“最講義氣”的人來做領袖。——施耐庵蒐集了許多與宋江有關的話本、雜劇和民間故事，他何嘗不知道宋江是個有本事的“草莽英雄”？但是這樣的英雄，最終走上了投降的道路，這是他所不滿意的。在他那個歷史時代，應該知道宋江並沒有去打過方臘，也許還知道宋江等人的最後下場；但是他偏偏根據不可靠的《大宋宣和遺事》中一句“徵方臘，封節度使”，寫了一百單八將投降及覆滅的經過，應該說是有他一定的良苦用心的。包括後來刊印者改名《忠義水滸傳》，也是“用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試想：明明是在鼓吹造反，不打出“忠義”的牌子來，朝廷能讓他印刷發行麼？

“忠”和“義”，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忠”是對國家；“義”是對朋友。宋江口口聲聲等待招安，要為國家出力，當然是“忠”；一百單八將相互之間“義薄雲天”，不惜以死相助，怎麼不是“義”？於是，有了“忠義”的掩護，打家劫舍、殺人放火，就都成了“義舉”了。

施耐庵將近四十歲才考中進士，只在杭州做了兩年官，就“終身不再仕、立志著書”了。一個剛剛金榜題名、僅僅做官兩年的人，為什麼會“急流勇退”？而且退下來以後是做這樣一件既無名可得又無利可圖的勾當（他在世的時候，書無法出版，也沒有得到一文錢稿酬）？他這個“專業作家”，可是沒有工資可領的呀！能下這樣大的決心，這其中肯定經受過痛心的打擊和認真的抉擇的。只可惜今天我們沒有材料可查了（有一部小說《施耐庵傳》，就杜撰了許多有關施耐庵及其家人遭受蒙古人壓迫屠殺的故事，雖然沒有根據，卻很有道理）。

施耐庵寫《水滸傳》，歷史時代背景明明放在遼兵頻頻“犯邊”、金兵頻繁“南下”的北宋末年，這個時候中國最大的矛盾，是和遼國、金國之間的民族矛盾。當時的人民，特別是自以為有膀子力氣、懂點兒武功的好漢們，只要還有一點點愛國心，是不可能不關心這一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的。但是《水滸傳》最大的遺憾，還不是有幾處硬傷，把地理環境搞錯了，而是連一處也沒提到“民族危亡”這個當時“最大的矛盾”。《水滸傳》所描寫的是：百姓生活在“安然”的優裕環境中，士大夫階層從來不談民族的危亡，好漢們從來沒想過要到抗遼、抗金前線去貢獻力量；滿口忠心的宋江及其父親，也從來沒有提到過要去抗遼、抗金，卻在國家最最需要團結一致抵抗外族入侵的危難時刻，集合了幾千甚至兩萬人馬，“獨坐山崗，自立為王”，牽制國家兵力，危害人民的生命財產。

這就好像一個作家，寫了一部小說，時間背景放在1935…1945年的抗日戰爭時代，寫的卻是某地的強盜土匪集團。但是小說中只寫這些痞子如何殺人放火，如何攔路搶劫，如何吃喝玩樂，卻一句也沒有提到日本人如何如何燒殺搶掠，一句也沒有提到要去前線抗日，即便這些強盜都是被官府豪紳所逼、即便其作品寫得十二萬分生動，也肯定沒有積極意義。這部作品的藝術性哪怕寫得再好，把土匪強盜描寫得栩栩如生，其思想性肯定是低下的。評論《水滸傳》，如果不把著眼點放在這裡，就會走金聖嘆的老路：口口聲聲讚揚施耐庵的文筆如何如何好，甚至言過其實，肉麻當有趣地把某些篇章說成“超過了太史公”，但是卻一句也不提金兵的殘暴，一句也不提抗金的迫切。我只能說，評論者和寫作者，恰恰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當然，金聖嘆生活在“另一個異族統治”的清朝，他“有話不敢說”，也可能是造成他評水滸言不由衷的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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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水滸傳》的兩種意義（7）

事實上，不論是北宋末年的強盜，還是抗日戰爭期間的強盜，雖然也有人是被官府所逼不得已上山的，但是其中多數人還是張青或王英式歹徒。他們只想到自己“快活”，不會想到國家的生死存亡。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土匪強盜，如果有愛國志士去“曉以大義”，其中有一部分還有愛國心的人，也許會走上抗戰的道路；但是多數依舊只知道自己個人享樂的強盜，正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去和強盜講道德，去和妓女講貞操，絕對是格格不入的。

在這裡，我只想重複一遍我評《水滸》的三條定義：

一、好漢絕不等於英雄；

二、搶劫不等於造反，不等於起義，更不等於革命；

三、評價一個人或一件事，要以是非善惡和對國家、民族、社會是否有利作為主要的標準。

梁山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