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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企業由私人投資建立，又由整個創業者隊伍的努力發展壯大，公家在其中並無貢獻。現在政府和公司站在各自立場上，主張自己應當擁有財產權力，其利益的衝突顯而易見。趙慕蘭的〃三七開〃，乃是期望以一種折中的辦法調和雙方利益，但在一部分政府官員看來，這無異於把公家財產化為私有。這在法理上有著難以逾越的障礙，在道德上也會成為問題。政府要求公司創業者以現金來購買公司資產，這自然在法律和道德上無懈可擊，可是在後者看來，這是蠻橫地強迫他們掏錢購買一個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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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節：分裂之家（3）

由於諸事不順，趙慕蘭做了大家在這種情況下都會做的事，不再置喙。有無數跡象印證，這也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在當時那些最有名望的企業家嘴裡，股權問題都被千百次地提起。1995年夏，段永基造訪深圳，華為集團總裁任正非把他約到八卦路香港美食城詳談。1997年初，任正非又在北京中關村的友誼賓館與柳傳志面談。一個名叫李玉琢的人前後兩次均隨侍左右，結果驚訝地發現這三人談論最多的是產權改革。李後來詳細描述當時情形，承認這是一個〃敏感而關鍵的話題〃。

四通和聯想的產權問題引起世人關注，乃至遠在深圳的任正非也要再三打聽，這是不奇怪的。1993年8月16日，四通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招股，成為報紙的頭版新聞，因為這是〃中國大陸首家民辦科技企業股票在香港上市〃。6個月後，也即1994年2月14日，輪到了聯想。根據當日香港股市記錄：聯想售出1？687億股，每股1？33元，超額認購數量達到409倍，股票當時總市值8？28億元。不用說，這裡面每個情節都是大新聞，都給世人帶來無窮遐想。

產權改革如此輕而易舉，而且還能帶來滾滾財源。四通是一個好例子，聯想是另一個好例子，可是至少李玉琢會對這種想法不以為然。作為四通公司早期的副總經理以及後來的旁觀者，他寫了一本書專門談論他的經驗，裡面如此評價：〃如果聯想的股權改革是全國的一個典範的話，那麼四通恰好是一個反面教材。〃這話多少有些根據。但是他沒有提到，無論聯想的成功還是四通的失敗，全都說明一個道理：產權制度改革並不像政府公報和媒體鼓譟的那樣輕鬆和輝煌。

關於四通股票上市的曲折經歷，段永基對記者說，有如打了一場〃淮海戰役〃。其實，說它是一場〃8年抗戰〃也不過分。萬潤南是中關村第一個在產權問題上開動腦筋的人，他在1985年成立〃同仁基金會〃、在1986年發行內部股票、在1987年計劃〃把公司資產的65％設定為企業股，另外35％則由經營者佔有〃。所有這些，都顯示著中關村早期開拓者試圖分享公司財產的企圖。

因為萬潤南無法摘掉四通頭上的〃紅帽子〃……集體所有制，所以他的所有嘗試都不做數。他不甘心，於是又在1988年請來一大堆經濟學家，出謀劃策。學者的隊伍聲勢浩大，包括吳敬璉這位成名人物。大家耗時數月，提出新方案。無論此前還是此後，關於企業產權改革的計劃層出不窮，無計其數，全都比不上這個方案的天真、荒唐和脫離實際。以這位吳老先生為首的專家小組，首先將四通視為〃民間資本〃，然後建議它把70％的產權無償贈與政府、學校和中國科學院，把另外30％分配給公司經營者。學者們以為自己恥談利益，別人也就不會斤斤計較，結果卻被利益衝突的雙方斷然拒絕，弄得裡外不是人。公司方面質問，既然是〃民間投資〃的產物，憑什麼要白白送給別人？政府則認定這個企業不僅應當全部歸〃集體所有〃，而且政府也應在其中佔有足夠份額。官員們甚至把自己多年以來為公司減免的稅款全都計算出來，信誓旦旦地說，這就〃相當於政府給了四通一筆投資〃。萬潤南眼見調和無望，索性把政府和學者全都撇在一旁，自說自話地制定出一個方案：把公司財產的51％歸於自己，其餘49％由另外7名董事平分，而那裡面還有兩個董事是他的父親和弟弟。這就等於讓他和他的家族佔有公司財產的65％。他自作聰明地說，這叫〃良性分割〃，可是別人也不是傻瓜。政府顯然不會接受，就連他在公司裡的同事們也開始抱怨〃分配不均〃。李玉琢當時並非公司董事，置身利益圈外，冷眼旁觀這場糾紛，不禁感嘆，那些人儘管深謀遠慮，卻〃都低估了問題的難度〃。就算諸位董事彼此妥協，在紙面上把公司財產瓜分完畢，〃四通〃沉默的大多數〃和政府這兩關似乎也難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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