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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為寫作背景。國內方面，我們圍繞著槍支、墮胎以及說唱音樂而展開的文化爭議，看起來這種激烈的爭議源於比爾·克林頓提出的“第三條道路”，這種收縮規模的福利國家沒有那麼大的野心，但也沒有很明確的界定，似乎描述了對生計問題廣泛而潛在的認同，即使是喬·W。布什在首次競選中提出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綱領也不得不對此表示贊同。國際方面，作家們宣告一段歷史的結束，自由市場和自由民主的優勢，國與國之間以往的敵意與戰爭被事實上的政治共同體和對市場份額的爭奪所取代。

後來，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世界崩潰了。

作為一名作家，我無法描述出那一天以及隨後的日子所發生的事情——飛機，就像怪物一般，撞進了鋼筋和玻璃築成的高樓裡；雙塔緩慢倒塌成為了廢墟；街邊躺滿無人認領滿是灰塵的屍體；痛苦和深深的恐懼蔓延開來。我也不想假裝瞭解這種十足的虛無主義，這種主義驅使了那天的恐怖分子並且還在驅使著他們的同胞。我的洞察力以及我觸及他人內心的能力，根本無法洞悉那些的空洞眼神，他們僅僅懷著虛幻、抽象的滿足就能去殺害無辜的人。

而我知道的是，歷史，在那天，懷著一顆復仇的心，回來了。事實上，就像福克納告誡過我們的一樣，歷史絕不會流逝或被掩蓋，它甚至還沒有過去。這段頗具代表性的歷史，直接觸動了我的心。不僅僅是因為基地組織的爆炸活動奇怪地發生在內羅畢、巴厘島以及曼哈頓等在我生命中的某些處所，還烙上了無法磨滅的印記；不僅僅是因為，由於9·11事件的緣故，我的名字便不可避免地成為熱心過度的共和黨人建立嘲諷民主黨網站的關鍵詞，而且也因為這些潛在的爭鬥——富有世界與貧困世界之間；現代與舊時代之間；那些允許衝突，包容讓人生厭的各種差異，卻同時堅持一套把我們綁在一起的價值觀的人，以及不管是在何種旗幟、口號或者宗教內容的引導下，尋找一種同化（這種同化對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來說是種殘酷）的那些人之間——都可以在這本書裡找到縮影。

我知道，我曾經目睹過社會底層人們的絕望和混亂。那種絕望和混亂扭曲了那些流落在雅加達和內羅畢的街道上無家可歸的孩子們的生活，也同樣扭曲了芝加哥南部地區的孩子們的生活。對他們來說，蒙恥和爆發無可抑制的憤怒之間只有一步之遙，他們多麼容易陷進暴力和絕望中。我知道當局者對這種無序狀態的反應——要麼是簡單的安心滿足，要麼在無序狀態超越了所允許的界限時，盲目地使用武力，延長刑事案件的判決，用更加成熟的軍事裝置來進行鎮壓。可是這些都遠非解決問題之道。我知道界限的硬度、宗教極端主義和部落的攜手，宣判了我們所有人的命運。

然而，為了瞭解這些爭鬥並且在這些鬥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自己更內在的、私密的努力已經集中體現在一場涉及面更廣泛的公共辯論中，一場我全身心地投入並將改變我們的生活、塑造我們後代的未來的辯論。

所有這些政策的含義是另一本書的話題。在這裡，我想以一種個人化的方式來作為結尾。這本書裡的大多數人物仍然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工作的職責、孩子、地理區域以及命運的輪迴，對我都有著不同的影響。

除了我的母親。在這本書出版的幾個月後，我的母親，由於罹患癌症，猝然離世了。

在過去的十年裡，她一直從事她所熱愛的事清。她環遊世界，在亞非的偏遠村莊工作，幫助婦女購買縫紉機和奶牛，或者幫助她們接受教育，讓她們在世界經濟中取得立足之地。她與各種各樣的人交朋友，不管地位高低。她去遠足，賞月。為了一些讓她高興或者欣賞的小東西，比如說圍巾或者石雕，她可以尋遍德里或者馬拉喀什的當地市場。她撰寫報道、閱讀小說、心繫子孫。

我們經常見面，聯絡從不間斷。在這本書的寫作期間，她會閱讀草稿，修正一些我理解有誤的故事，對我草稿中關於她本人的塑造小心地不加評論，但是在我父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對不完善的方面，她會立即進行解釋或者辯護。她對自己的病情抱持著一種冷靜樂觀的態度，她幫助我的妹妹和我在生活上不斷向前，不管我們在生活中遇到恐懼、拒絕或者突然畏縮。

有時，我想，如果我能夠早些知道她將不可能戰勝病魔，我也許就會寫另一本不同的書——少一點對已逝父親的猜想，多一些對一直陪伴在我生命中的母親的感恩。每天，我都能從我的女兒身上看到她的身影，聽到她的歡笑，感受到她非凡的魅力。她的離開使我深深地感到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