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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作家在清晨寫作，也有一些作家在白天，但絕少數在夜裡。

費定能在任何時刻寫作。僅僅是偶爾歇歇乏才停下一會兒。

他每夜在大海的呼嘯聲中寫作。這種聽慣了的喧囂聲非但不妨礙他，甚至有助於他的文思。相反，寂靜倒使他煩亂。

有一次，在深夜裡，費定把我叫醒了，焦灼地跟我說：“你可知道海沉默了。我們到露臺上去聽聽。”

一片深沉的、好象非常靜穆的沉寂籠罩著海岸。我們默不作聲，想要在黑暗中聽到哪怕一聲微弱的浪花拍濺聲，但是什麼也聽不見。只有耳膜嗡嗡地響著，這是我們的血液流動的聲音。在高空，在那瀰漫蒼穹的黑暗中，撒著幾點朦朧的星光。我們習慣了這大海的喧聲，甚至為這種靜寂所窒息了。費定在那一夜裡沒有寫作。

所有這些都說明：他不得不在他所不習慣的環境中工作。我以為這種生活的樸素與簡陋使他想起青年時代，青年時代我們能夠在窗臺上，在洋油燈旁，在墨水都上了凍的房間裡，一句話，在任何條件下寫作。

我無意中觀察了費定，才發現他只有在把下一章嚴格地考慮過、調理過、用沉思和回憶充實過之後，直到個別字句都在思想中推敲成熟的時候，方才下筆。

費定在動筆之前，全神貫注地從各個角度來審查這部未來的作品，他只寫他深思熟慮過的、輪廓分明的、同時和整體有完整的關係的東西。

費定的明豁而堅定的智慧和嚴峻的目光，不容忍那構思和表現的模稜兩可。按照他的意見，散文應該寫得確切無瑕，錘鍊到金剛石的硬度。

福樓拜在文字的慘淡經營中度過了一生。他不能夠停止追求散文的晶化。有的時候，對他說來，修改稿子並不是使散文完美無瑕的手段，而成為目的本身了。他失去了鑑別的能力，疲憊不堪，悲觀失望，而且顯然地枯竭了，把自己的作品弄得沒有生氣，或者如果戈理所說的，“描寫呀，描寫呀，變成個描寫迷了”。

費定知道在琢磨文句時應該恰到好處，適可而止。他身上的批評精神從不疲倦，但也沒有讓作家灰心。

在福樓拜身上高度地表現了那種文學理論家們稱做作家的“人格化”的特性，簡言之，這是一種稟賦，作家以強烈的力量，使自身與人物合成一體，親身極其痛苦地體驗作品人物（按照作家的意志）所遭遇的一切。

如所周知，福樓拜描寫愛瑪·包法利服毒臨終之際，他自己也感覺到中毒的種種徵候，因而不得不向醫生求救。

福樓拜是一個痛苦的人。他寫得那樣慢，他自己絕望地說：“寫出這樣的東西來，真應該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他住在盧昂附近塞納河畔的克魯阿斯。他書房的窗戶便臨著塞納河。

在福樓拜的有異國情調的書房裡，終夜點著有綠罩的燈。福樓拜在夜裡寫作。到晨光熹微的時候燈才熄滅。

燈光是通宵達旦的，好象燈塔。真的，在暗夜裡，福樓拜的窗戶成了塞納河上漁夫們的燈塔，甚至從哈佛爾往盧昂溯游而上的海輪的船長們也把它當作燈塔。船長們知道在一段航路上要想不迷失方位，應該“以福樓拜先生的窗戶”為目標。

他們偶爾看見一個體格健壯的人，身穿一襲華麗的東方式的睡衣。這人常常走到窗邊，前額貼在窗上，望著塞納河。這是一個疲憊不堪的人的樣子。但那些弄潮兒卻未必知道窗子裡站著的是一位法國的偉大的作家。他為爭取散文——這個“可詛咒的、無論如何也不能定型的、沒有形狀的東西”——的完美，已經精疲力竭了。

在巴爾扎克看來，他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親密的朋友，他忽而氣得呼哧呼哧地罵他們是壞蛋、傻瓜，忽而微笑著，稱讚地拍拍他們的肩膀，忽而拙笨地安慰他們的不幸。

巴爾扎克相信自己的人物確實存在，相信他對他們的情況所描寫的確切性，這種相信完全是虛無縹緲的。他的生活中一件有趣的故事可以說明這個事實。

在巴爾扎克的一個短篇裡，有一個年輕的修道女（她的名字記不清了，姑且叫她作貞娜）。修道院長有一次派溫柔的貞娜到巴黎去給修道院辦事。年輕的修道女在首都五光十色、滿眼繁華的塵世生活前目瞪口杲了。她在煤氣燈光下一連好幾個鐘頭望著從未見過的富麗堂皇的商店櫥窗。她看見了穿著香氣四溢的薄紗衣衫的婦女。這種衣服好象使這些美人兒曲絡畢露，突出了窈窕的項背、細長的腿、小巧高聳的酥胸的美。

她聽見了奇異的、醉心的告白，暗示愛情的話，男人悄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