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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者地位的敵軍，使之在戰役或戰鬥上處於弱者的地位。同時，將自己戰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變為戰役或戰鬥上的強者地位。這即是所謂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

周繼強（軍事科學院原軍事歷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古今中外，兩軍對壘，作戰線歷來都是楚河漢界，涇渭分明。而毛澤東發明的這種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方式，卻打破了對作戰線的傳統認識。他明確指出：紅軍作戰“沒有固定的作戰線。紅軍的作戰線，服從於紅軍的作戰方向”。

在紅軍反“圍剿”作戰的戰場上，毛澤東指揮部隊，在內線作戰中，靈活遊動於多路敵軍之間，在具體戰役戰鬥中對孤立之敵切割包圍，加以聚殲，將戰略上的內線防禦變成了戰役戰鬥中的外線進攻。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禦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

十二　內線防禦　外線進攻（2）

黃迎旭（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無論是主力跳出敵人包圍圈所實施的外線進攻，還是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恰當地選擇跳出的時機、外線作戰的方向與所要進攻的敵人。這是把握外線作戰主動權的關鍵。在這一方面，毛澤東獨具慧眼，擁有高人一籌的精準判斷力。但是，這種判斷力也曾受到懷疑，甚至被否定。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開始後，掌握黨和紅軍指揮權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以笨拙、消極的陣地防禦，對抗國民黨軍優勢兵力以堡壘線為依託的步步推進，使得紅軍處於內線防禦的極端被動地位。

時值福建事變發生，國民黨第19路軍宣佈與蔣介石決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被解除兵權的毛澤東立即提出一個氣勢恢宏的“進攻的外線作戰”方案：紅軍主力跳出國民黨軍的堡壘線，兵分四路，出擊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四點，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調動“圍剿”中央蘇區的國民黨軍部隊。遺憾的是博古、李德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

有此上策不用，紅軍的反“圍剿”作戰步履維艱。到了1934年6月下旬，紅軍在廣昌會戰中失利，戰局岌岌可危。心急如焚的毛澤東又提出一箇中策，依舊是外線出擊的戰略。他建議：紅軍主力立即轉到外線作戰，向湖南中部前進，以戰略進攻調動進入江西蘇區的敵軍至湖南消滅之。但這一建議又一次遭到了否決。後來毛澤東曾非常感慨地說：“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全國抗戰時期，已是八路軍、新四軍統帥的毛澤東，開始將自己的內外線作戰理論有效付諸實施，並依據形勢的變化，賦予它新的內涵。

劉庭華（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抗日戰爭，日本侵略軍處於外線的戰略進攻地位，中國軍隊則處於戰略內線的防禦地位。而日軍後方卻是大有可為的天地。毛澤東緊緊地把握住了這一點，為八路軍、新四軍確定了挺進敵後，開闢抗日根據地，發展全民游擊戰爭的總任務。

挺進敵後，形成了敵我力量在內線與外線犬牙交錯的狀態，也形成了正面抗戰與敵後抗戰在戰略上兩面夾擊日軍、相互配合的態勢。八路軍、新四軍等在敵後戰場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使日本侵略軍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敵後游擊戰爭的發展，使日軍感受到來自背後的巨大威脅。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日軍集中其在關內侵華兵力的58％至75％和偽軍的幾乎全部，對抗日根據地連續發動“掃蕩”、“蠶食”和“清鄉”。

毛澤東又在指導抗日軍民反“掃蕩”、反“清鄉”、反“蠶食”的鬥爭中施展“圍魏救趙”的方略。

嶽思平（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此時的“圍魏救趙”，就是在日偽軍向抗日根據地進攻的時候，抗日根據地以一部軍隊協同地方武裝採取堅壁清野等方法，堅持內線作戰，疲憊、消耗日偽軍，主力則跳出日偽軍合圍，到日偽軍後方去，向日偽軍“來的一帶地方”展開積極進攻，內外結合夾擊日偽軍，迫使進入抗日根據地的日偽軍回援。

毛澤東的圍魏救趙方針，為他的將領所深刻領悟，並翻新出了不同的戰術方法，導演出了一幕幕現代戰爭史上游擊戰爭的奇觀。

在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劉伯承的方法是：敵進我進，打磨盤，摸敵人的屁股；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羅榮桓的方法是“翻邊戰術”，敵人打到我這裡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