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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而是設立了一個在全美有12個地區聯儲銀行的分散系統，以在貨幣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反映代表不同地區的利益。而且，聯儲銀行被設計為準公立的機構，實際上為公私合營的混合組織，其目的是防止一個公立的聯邦權力當局侵犯私人企業部門的權益。

純粹從所有制來看，每一個地區聯儲銀行的股東由該聯儲地區的成員銀行構成，因為成為聯儲銀行成員的一個條件就是必須購買聯儲銀行的股份。而這些成員銀行都是私人商業銀行機構（美國從來沒有國有商業銀行的傳統），說美聯儲系統中的十二家地區性聯儲銀行是私人的中央銀行並沒錯。

但是，從實質控制權來看，美聯儲體系是一個由國會與聯邦政府雙重控制並接受公眾監督的統一的中央銀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職權，包括貨幣政策（確定準備金比率、貼現貸款利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銀行監管，並透過其“最後的貸款者”角色維護美國金融系統穩定。

雖然各地區聯儲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有一定的權利，但毫無疑問美聯儲體系的核心權利掌握在總部設於華盛頓的聯邦儲備局（Board　of　Governors，以下簡稱聯儲局）手中。聯儲局是美聯儲系統的龍頭與神經中樞，由七名理事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機構。所有七名理事都由總統任命，參議院確認。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後的一系列銀行改革舉措，聯儲局的權利與影響不斷擴大。聯儲局制定準備金比率，稽核並確定各聯儲銀行的貼現率，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mittee，FOMC）的決策。聯儲局的所有七名理事都是FOMC的成員，佔FOMC的絕大多數，且聯儲局主席兼任FOMC的主席。由於公開市場操作是美聯儲控制貨幣供應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聯儲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個美聯儲系統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聯儲局還享有其他權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影響各地區性聯儲銀行。例如雖然各聯儲銀行的行長在理論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B類董事由成員銀行推選）選出，但必須得到聯儲局的批准。聯儲局常常向各聯儲銀行的董事會推薦行長人選（通常為職業經濟學家），而聯儲銀行的董事會也通常樂於遵照聯儲局的“建議”。聯儲局還有權確定各聯儲銀行行長的薪酬，並且稽核各聯儲銀行的預算。

如果聯儲局的權利如此之大，實質上掌控著整個美聯儲系統，那麼，地區聯儲銀行的“私人股東”即成員銀行，對美聯儲的運作有多大影響呢？答案是，幾乎為零。成員銀行雖擁有聯儲銀行的股票，但並不享有類似所有權所對應的利益。儘管美聯儲系統每年可取得200億美元以上的鉅額盈利，但股東或成員銀行最多能得到6％的年度分紅，絕大多數盈利由聯儲局轉交了美國財政部。因此，與一般私人公司股東不同，聯儲銀行的股東對其名義上擁有的財產毫無支配權。成員銀行最多隻能選舉聯儲銀行董事會中A類與B類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這名董事常常是由聯儲銀行行長所提名。因此，股東或成員銀行，在美聯儲系統中其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權利與影響。事實上，今天只有約三分之一的美國銀行是聯儲的成員銀行，在半個世紀前這一比例曾是半數。因為成員銀行實際上沒有“私人股東”的權益，而且還必須承擔在聯儲銀行繳存準備金的義務，股東或成員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斷有銀行機構脫離聯儲系統，削弱了聯儲對貨幣供應的控制力，以至於美國國會在1980年透過的存款機構放鬆監管與貨幣控制法案中增加一個特別條款，不管成員與否，所有存款金融機構必須在聯儲系統維持準備金。

《幣戰》一書混淆了所有權與控制權的本質差別，對美聯儲的領導班子在專業上是否勝任稱職，在貨幣政策上是否制定得當，在維護金融市場信心、價格穩定與充分就業目標方面的記錄是否完美等涉及中央銀行的關鍵問題不著筆墨，毫無興趣。而圍繞著美聯儲是私有的中央銀行這一點上大做特做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還繼續殘存的對私有制的偏見，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對美聯儲這樣一個有較特殊組織結構與制度安排的中央銀行的根本性誤解。美聯儲的誕生，對於美國乃至世界金融貨幣體系是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而《幣戰》一書卻對此悻悻寫道，“1913年12月23日，美國民選政府終於被金錢權利所顛覆”。簡直令人摸不著頭腦。

不管該書對美聯儲有何成見，事實是，美聯儲自成立近一百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