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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所以能化險為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資本管制頂多只扮演了一個輔助角色。所謂天時，就是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在1997年，而非1993年。這期間，中國成功地實行了財稅體制改革、外匯機制改革以及宏觀調控，中國經濟已經由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嚴重過熱成功實現了軟著陸，經常賬戶扭逆差為持續盈餘，國家外匯儲備由區區200億美元上升到了2　500億美元，經濟基本面有了根本性好轉，抵抗外部衝擊的能力大大增強。地利就是儘管亞洲周邊國家的危機對中國形成了巨大負衝擊，引起出口需求與FDI流入嚴重下降，但與東南亞小型開放經濟體不同，中國作為一個大陸型的經濟體有更大的周旋餘地與調整空間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人和就是中國政府果斷地採取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在極大程度上維繫了國內公眾與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大膽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透過大規模基礎設施固定投資有效刺激了內需；同時，在1997年底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利用亞洲金融危機作為外部契機，提高了對於防範金融危機重要性的認識，啟動了以銀行重組為主的金融改革。最近幾年的銀行成功注資、引入戰略投資者、上市以及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即實行有管理的浮動，都是1998年來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在金融領域進行全方位深化改革的延續。

如果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在1993年，那麼中國定會措手不及、難以招架，極有可能被捲入亞洲金融危機最危險的深淵。而資本管制，就像祖先們血淚修築的古長城，最多給人心理上的安慰，卻難助中國躲過一劫。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了，是極大的不幸。但幸運的是，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在1997年。那時，中國業已形成了足夠的實力迎接來自外部的嚴峻挑戰，已經積蓄了充分的資源，包括財政與外匯儲備，可以最大程度地減緩亞洲金融危機的負面衝擊。而且，亞洲金融危機為中國免費上了一堂深刻的課，使中國終於認識到了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天佑中華也。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時任克林頓政府財長魯賓副手的薩莫思在談到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的關係時，用了一個比喻。噴氣機時代為人類的交通旅行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便利，但遺憾的是，偶爾會發生空難。但難道這意味著人們想也必須回到噴氣式飛機之前的時代嗎？

如果不幸發生了交通事故，明智理性的行動是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從而改善加強空中控制指揮系統、飛行安全制度、維護檢修服務等。誠然，全球化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利益。但是，這也會為中國帶來難題、挑戰和風險。合適的匯率制度，健全的金融體系，漸進有序的資本賬戶自由化以及審慎的宏觀政策與監管，將最能保證使中國在全球化的程序中繼續獲得最大的惠益，並使其面臨的風險降到最低程度。筆者相信，這就是亞洲金融危機對於中國最深遠最長久的 啟示。

（本文原載於《經濟觀察報》，2007年7月1日，系作者在清華大學

“亞洲金融危機十週年研討會”上的演講）

美聯儲及國際金融史的若干問題辨析（1）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曾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與中央計劃經濟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資源截然不同，一個健康運作良好的金融體系在市場經濟制度中能夠高效率分配資本，提高投資回報率，從而在推動經濟增長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穩定的金融體系往往導致金融危機頻發，引起經濟衰退，失業攀升，甚至觸發嚴重的社會與政治危機。

可慰的是，中國近年來金融改革成就顯著，從政府監管部門、企業、投資者、學術界到媒體與一般公眾，對金融問題都十分關注。宋鴻兵先生的《貨幣戰爭》（以下簡稱《幣戰》）以金融為脈絡，交錯穿插於近二百年的世界經濟、政治、社會乃至軍事戰爭，把許多最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與最富戲劇性的歷史事件統統與金融聯絡起來，其構思之大膽，氣魄之宏偉，跨度之寬廣，令人歎為觀止。

當今世界上除了少數幾位學貫中西，在經濟學、金融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皆有造詣的、文藝復興式的大師，想必很少有人能有勇氣下筆寫一本如此包羅永珍的書，敢於宣稱能夠成功地破譯世界財富密碼，曝光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揭示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

作為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娛樂的書，該書的欣賞價值顯而易見，我願意把它推薦給任何對金融與歷史有興趣的朋友。美國曾出版過數本與該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