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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金融危機十週年——回顧與啟示錄（3）

第六，亞洲金融危機是20世紀初大蕭條以後所發生過的最嚴重、波及面最廣的經濟危機，可為人類提供一系列的、沉痛而深刻的教訓。對於新生市場國家而言，筆者認為有三個最主要的教訓需要認真吸取，它們涉及匯率機制、金融體系與資本賬戶。

首先，亞洲金融危機告訴我們，無論是採取固定還是浮動匯率制，匯率制度的可信度與可持續性至關重要。也就是說，宏觀政策與經濟基本面必須與維繫該種匯率制度的條件相一致。

但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現實世界中，只有極少數經濟體，如中國香港、愛沙尼亞等，具備足夠的政治法律制度與經濟調整的靈活性，可以在長時期維持真正的剛性固定匯率制，即所謂的“貨幣局”（currency　board）。在國際資本流動日益重要、外部衝擊因素增加、美國、歐盟與日本等主要經濟大國貨幣自由浮動的環境下，大多數新生市場國家更宜於採用比較靈活的匯率制度。無論如何，當經濟政策基本面與固定匯率制的要求背道而馳時，市場壓力往往能導致固定匯率制的瓦解。尤其在初始外匯儲備有限或不足時，試圖干預匯市以捍衛不可持續的固定匯率極可能徒勞無功。

其次，亞洲金融危機深刻地反映了金融體系穩健的特殊重要性。它暴露了金融部門作為亞洲經濟結構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其實，在泰國這樣的國家，更不用說韓國和日本，製造業水平在處於同等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中皆列前茅，但金融發展普遍滯後。資本市場缺少效率，過度依賴銀行信貸，透明度低，信貸決策不當，導致資本過多流入房地產，內部風險管理能力嚴重欠缺，外部審慎監管無效。宏觀經濟環境稍有逆轉，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立即扶搖直上，危及金融的系統穩定性，加劇了匯率危機對於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而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首當其衝，但是其銀行體系最為穩健，成功地接受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洗禮。正是因為匯率危機與銀行危機的相互交織與相互加強反應，加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傳播速度，也使得其破壞力大為增加。這種所謂“雙危機”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顯著特點。

亞洲金融危機的第三個主要教訓是資本開放的複雜性。東南亞國家在全球新生市場中最先實行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嘗試，也獲得了大量國際資本流入的巨大好處。不幸的是，較自由的資本流動與相對固定的匯率成為了一個不自然的政策搭檔，而脆弱的國內金融體系意味著這些國家不能有效地管理資本波動性增加後的風險。所以，在進行資本賬戶自由化時，必須事先或同時進行金融改革。金融的穩健可以使一國獲得開放資本賬戶最大的惠利，同時減少金融危機發生的機率。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包括克魯格曼與斯蒂格利茨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完全誤讀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起因與教訓，過於簡單地把亞洲金融危機歸罪於資本賬戶開放。他們在為亞洲金融危機處理設計的B計劃中，力主重新實行資本管制。只有馬來西亞這樣做了，而泰國、印尼與韓國都抵制了這種誘惑。在1997年底之前，韓國實際上還有許多繁雜的資本管制條例，但早先的資本管制並未能使韓國逃此劫難。危機發生後，金大中總統政府痛定思痛，果斷地推動了一系列深遠的結構改革，其中包括了銀行改革與資本賬戶更大程度上的開放。結果，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心“震源”國家，韓國因為改革最快最有成效，是第一個從危機中實現穩定和復甦的國家。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亞洲金融危機十週年——回顧與啟示錄（4）

最後，亞洲金融危機還有一個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結果——中國不但能夠倖免於難，而且在亞洲金融危機平息的後續年份中，經濟蒸蒸日上，在亞洲乃至全球經濟中的實力與地位不斷增強。

為什麼在巨大的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下，中國經濟還能經受考驗、安然無恙？克魯格曼這樣的觀察家對此嗤之以鼻，他曾經武斷地寫到，中國不過是多虧了人民幣在資本賬戶下不可兌換罷了，否則，人們不是認為*滋育了亞洲危機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程度比起來，蘇哈托政權下的印尼就簡直如同是東方的瑞士了。這些觀察家又錯了。

事實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