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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去世（姚蕙與孩子們在紐約一個公園裡散步時，不幸被樹上掉下來的枯枝砸中，腦溢血而去世），或許她們就一直在美國生活下去了。但是張靜江那時已從單純地為革命提供經費、間接地參加革命，發展為直接投身革命活動了，因而多數時間在國內活動，於是五個小姐就由她們的舅舅姚叔萊夫婦帶領，回到上海。

令她們的父親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飄來飄去的，似乎弱不禁風的女兒們，一旦回到國內，突然一個個都成了女革命家。她們中最小的菁英才12歲，最大的蕊英也才20歲出頭，與她們的後母年齡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剛高中畢業，不到20歲，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齡。

她們憑著在西方的見識，對國內諸多落後情況，諸如男女不平等、勞動者太貧困、鴉片鋪到處都是、街上乞兒成群……非常驚訝，非常不滿，沒想到自己的國家竟是這樣，總之樣樣看不慣，樣樣都不好。她們沒有采取冷眼旁觀和鄙視的態度，而是像她們的父親年輕時一樣，懷有一顆耿直而率真的心，看不慣就要噴發出來，寧可獻身其中。於是她們就像在美國看到的街頭演說家一樣，也嘗試著走上街頭，呼籲男女平等，呼籲耕者有其田，抨擊時弊，號召革命。她們一激動起來，就會拖出個肥皂箱子（那時的洗衣肥皂是用木條製成的箱子包裝的），手持一個紙卷做成的喇叭筒，踩上箱子登高一呼，就宣佈革命了。

12。張靜江的十朵金花（2）

那時只要不涉及政權和具體人物，泛泛地宣傳社會革命是非常光彩照人的，與西風東漸帶來的新思想、新科技、新方法幾乎同義，號召性很強，所以她們的演說竟也獲得了些許支持者。自然，這種呼籲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不會產生實質性的效果。時間長了，她們竟獲得了一個“肥皂箱上的演說家”的雅號。

可惜小姐們只知道批評社會的陰暗面，至於這些陰暗面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國家光明起來、強大起來，卻不清楚，也拿不出救世良方，這種宣傳也就不會持久。其實不要說她們，就是她們的父輩，包括孫中山先生在內，不也是被這難求的“救世良方”難為了一輩子嗎？但是顯而易見，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以及其父早期的社會改革的思想傾向，在她們的腦海裡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尤其是獨立自主地思考問題、不違心地屈從別人，這種個性想必也是令她們的父親大為驚訝的。這不僅表現在生活上，政治上亦是如此。若干年之後，當北伐戰爭取得了勝利，國民黨內部出現寧漢分裂的嚴重局面時，張靜江是蔣介石的鐵哥兒們，支援南京，力主“清黨”，與武漢政府的宋慶齡、胡漢民、居正、陳友仁等絕然對立；而他的五朵金花，這時候卻無一例外地站在了武漢方面，支援了宋慶齡！她們中凡是後來留在大陸的，都與宋慶齡保持了聯絡。張荔英還嫁給了陳友仁先生。這大概都是張老太爺所沒有想到的。但是張家老太爺講民主，從不壓制孩子們的意見，從不強加於人，而是尊重她們的意見和選擇，所以父女間的關係永遠是親切美好的。在女兒們遇到困難的時候，老爸總是設法給予經濟上的援助。

儘管小姐們思想“冒進”，然而畢竟一個個長得亭亭玉立，熱情大方，討人喜歡，一身好看的西式服裝總會牽動眾多羨慕的眼光。

1924年的蔣介石夫人陳潔如是張家的常客，她也為小姐們的美麗和活力而感到震驚。陳潔如在她的回憶錄裡曾這樣描述初到上海的張家小姐：“五位可愛的女兒，每位都穿著齊整，顯得聰明、帥氣而迷人。她們一起回家來與她們的父親與後母同住。她們不像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國，然後在美國接受教育。在我看來，她們簡直就是摩登的極致。我對她們那種自然爽朗的神氣、瀟灑大方的儀態及雅緻的服裝，尤其印象深刻。她們真的不同於上海一般姑娘，我認為她們棒極了！”2

陳潔如與張家大小姐張蕊英尤其合得來，認為她“最溫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時候，張蕊英給了她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援。在後來世事多變的幾十年中，她們始終保持了純真的友誼，堪稱最知心的朋友。陳潔如與其他幾個小姐關係也不錯，在她1960年代初去香港定居之前，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款待時，周恩來問她還想見什麼人，她說想見見張靜江的三小姐張芸英。3

大女兒張蕊英嫁得最風光

由於張家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張家小姐特有的氣質和秉性，她們的婚戀就格外地與眾不同，一時成了時人關注的熱點。她們各有各的感情經歷，各有各的傳奇故事，有的簡直就是拍電視劇的好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