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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世界大戰全史》的序言中說：“世界大戰（指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年，乃予赴歐之後一年；世界大戰結束之年，乃予回國之前一年；故大戰始末予得窺其全貌焉。予先後留學英國三年，法一年，瑞士三年；予所研究者為化學，暇則涉獵彼國史乘，以償予夙好。”說明對歷史的關注是他一向的業餘愛好。有意思的是，他寫世界大戰史所使用的資料，有很多是他在這場戰爭期間刻意收集來的各地戰報，經他按時間編纂，蔚成巨編。在瑞士的時候，他還收集到“同盟國”和“協約國”及中立各國的各種書報，以求能全面地分析問題。然而他還擔心自己所見不廣，判斷不真，在大戰停戰並簽定和約之後，他立馬奔赴西部戰場，到現場考察當時的情況（可惜當時所拍攝的現場照片未能儲存下來，均毀於十年浩劫）。這種不辭勞苦地到實地去查訪、考證的治學態度，尤為難得，的確是張家人勇敢和執著精神的延續。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打響時，很多留學生都打點行裝回國了，張家也有人來信勸他回家。但是其父張弁群不允許，他力排眾議，主張只要還有地方可以讀書，就應當在當地把書讀好，並且一再寫信給他，諄諄告誡，一定要畢業才能返回。知其子莫如其父，果真，張乃燕輾轉各方，不僅完成了學業，還收集了大量戰爭史料，使得他的《世界大戰全史》這部鉅著，除了文字，還以翔實的資料和眾多的戰爭形勢圖著稱。

12。張靜江的十朵金花（1）

“肥皂箱上的演說家”

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爺兒們撐世面的西藏路大慶裡張家，一下子變得像個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從天而降”。她們整天嘰嘰喳喳，情緒非常激動，常常在一起嚴肅而緊張地討論國家大事，諸如街頭流浪兒的收留問題、公共場所的衛生問題、吸毒問題、黃包車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安全保障問題等等。在別人看來早已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事情，她們卻在大驚小怪，不能容忍，像是發現了中國非常了不得的社會大問題，需要認真對待，需要呼籲國家立即拿出辦法來。她們時而唇槍舌劍，時而引經據典，有時一起湧向他們的父輩，一本正經地向大人們討說法，甚至還走上街頭髮表演說，像五四時期的青年一樣發動民眾……

原來這是張靜江的五朵金花回來了。

這五朵金花是張靜江的前妻姚蕙生的五個小姐：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菁英。她們從小生活在法國和美國，初回上海，對中國的一切都是用西方的眼光來衡量，於是有許多地方弄不懂。他們又繼承了父親政治情緒熱烈的感情細胞，於是遇到社會問題就不肯輕易罷休。

但這還僅僅是張家的半個花的世界。後來張靜江的繼配夫人朱逸民又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恆、乃理、乃琛、乃珣，組成了十朵金花的可觀陣容。另外，據張靜江的賬房先生李力經先生撰寫的回憶錄說，老張在元配夫人姚蕙去世，繼配夫人朱逸民尚未“來歸”的“真空時期”，還曾與一女子生下一個女兒，只是這個女兒後來隨其母離開了張家，一般人就不記得她了。然而後來的朱逸民夫人還是念記她的。若干年後老太爺逝世，大家庭分遺產的時候，這位不知名的小姐也分到一份，是後五朵金花中的老大張乃琪送去的。可見，她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還是保持著聯絡。當然，張靜江家不全是小姐，還有兩個公子，即張乃昌和張乃榮，他們都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出生的。

姚蕙夫人生的幾位小姐從小跟父母來到了法國巴黎（菁英是出生在巴黎的），因張靜江的通運公司最初就設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安全計，他們全家移居美國。小姐們從小學彈鋼琴，進當地最好的學校唸書，還經常參加當地的社群文化活動，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觀念，對西方的音樂、舞蹈、美術都有很好的感悟，對美麗的服裝尤其感興趣。她們常常會弄來一些五顏六色的花布，幾個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纏右纏，或者左邊抓一把，右邊打個結，稍微一擺弄，就做出了時裝模特兒的效果。彈鋼琴更是她們的拿手好戲，她們坐在鋼琴旁邊隨便切磋一會兒，手下就會流出屬於自己的歡快樂曲。

父母對她們非常關愛，一旦哪個生了病，當父母的總是焦慮不安，不僅僅是像一般的父母那樣，設法找來有經驗的醫生為之診療，還想方設法派人帶孩子去海邊城市療養（現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三百多張張靜江夫婦及他們的隨員在巴黎時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討論為孩子治病和療養的）。他們總是設法給小姐們最大的溫暖和最好的教育。1如果不是她們的母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