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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成了蘇多普拉多夫（384頁）；書中多次出現的梅爾庫洛夫有一處被印成了梅利庫洛夫了（465頁）。

有些是校對的問題，例如基洛夫死於1934年，有一處印成1937年了（51頁）。

似乎還偶有譯錯的地方。例如這一句：“沒有貝利亞及其第一副手葉若夫的簽字，逮捕令則不能生效。”（55頁）只要通讀了這書就可以知道，葉若夫從來也不是貝利亞的副手，恐怕是把原意弄反了。又如這一句：“當時，日本人已佔領了華中、華北及滿洲里。”（87頁）這個“裡”字似應刪去。能夠和華中、華北這兩大塊領土相提並論，只能是滿洲那一大塊領土，而不是一個不大的城市滿洲里。又如這一句：“菲舍爾奉命向我們報告了美國向中國民族主義者們提供軍用物資的情況。當時，美國人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打得難解難分。”（279頁）人們都知道，當時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打得難解難分的，是美國人支援（出錢出槍）的國民黨軍隊，而不是美國人自己。由此猜想：中國民族主義者是不是中國國民黨的誤譯呢。因為文章已經夠長，不多舉例了。總之，儘管譯文還未盡完善，這本書還是大可一讀的。

（原載《隨筆》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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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英年：利季婭打官司（一）（1）

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簡稱利季婭）是蘇聯作家，是蘇聯著名作家科爾涅伊·丘科夫斯基之女，她的哥哥尼古拉和女兒葉蓮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人都是作家。這樣的家庭在蘇聯並不多見。老丘科夫斯基20世紀初便已成名，交遊甚廣，同時代的文化名人，他幾乎沒有不認識的。他既同高爾基交往，也同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和苔菲往來。他同列賓同住在芬蘭灣小城庫奧卡拉（今改名列賓諾），兩人交往甚密。夏里亞賓曾專程到庫奧卡拉看望他。他在文學領域是多面手，寫童話故事、散文隨筆、俄國作家和詩人評論及文學回憶錄。他精通英語，翻譯過莎士比亞詩劇。老丘科夫斯基寫的兒童故事《唉呀疼醫生》和《洗呀洗乾淨》，20世紀50年代初期便譯成中文。他在蘇聯文壇處境一直不佳，重要作品均未譯成中文，所以在中國遠不如法捷耶夫等人知名。

中國讀者更不知道利季婭了，因為她的作品沒有一篇譯成中文。我也是1989年才知道她的。一天晚上，我在俄國朋友家看電視，從美國來的白俄時代老太太尼娜·別爾別羅娃身旁坐著一位老太太，她把放大鏡貼在眼睛上看字條。我問俄國朋友那個視力差的老太太是誰，他們驚訝地回答：“她是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你怎麼連她都不知道？”我自慚形穢，在國內怎麼沒聽說過？自此，我開始注意利季婭。1990年讀了她的《開除經過》，極為震撼，對她的膽識和才華敬佩不已。1997年又讀了她的《與阿赫瑪託娃交往札記》，更加敬佩她了。前年，我把她的小說《索菲婭·彼得羅夫娜》譯成中文。對這篇作品，我就不多說了，還是讓她自己說吧。我只指出一點，這篇小說寫於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即她丈夫剛剛被鎮壓之後。那時，大清洗陰森恐怖的氣氛仍籠罩著全國，她在陰森恐怖的氣氛中寫出這篇紀實小說。

利季婭寫道：“我在小說中想寫出謊言對社會毒害到何等程度，如同軍隊使用的毒瓦斯一樣。我沒選擇姐妹、妻子、戀人和朋友做主人公，而選擇象徵忠誠的母親。我的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失去獨子。在有意識地歪曲的現實中，她所有的感情都被歪曲，甚至母親的感情——這便是我的構思。她是寡婦，兒子是她的生命。兒子科利亞被捕，判處勞改，宣佈他是人民的敵人。她相信報紙和官方人士超過相信自己。她相信檢察官的話，彷彿兒子‘供認了自己的罪行’，應判十年勞改。但索菲婭·彼得羅夫娜心裡清楚，兒子什麼罪也沒犯，也不可能犯罪。她知道兒子絕對忠於黨，忠於自己的工廠，忠於斯大林同志。如果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檢察官，不相信報紙，必將天塌地陷，她生活和工作中僅有的一點慰藉將一掃而光。於是她想既相信檢察官又相信兒子，終於神經錯亂。我這本書想寫的是神經錯亂的社會。可憐的索菲婭·彼得羅夫娜發瘋了。她絕非抒情主人公。她是我所塑造的所有相信社會上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和正義的人的綜合形象。‘我國不會平白無故關押人’，不相信這點便無法活下去，只好上吊。索菲婭·彼得羅夫娜無力概括自己所感受的一切，不能因此而責備她。因為一個普通人的腦子無法抵禦有計劃地、有組織地向她灌輸的一切荒謬的東西，她怎能理解這種有意製造出來的混亂？況且獨自一人：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