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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7年9月6日才恢復日記。這三年時間，在他的日記本上，是一片空白，而在歷史書上卻不是空白，這三年正是多事之秋，發生了許多事情。和本文有直接關係的，就是李大釗的死。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北京最高領導人，也是國民黨北方負責人之一。為了安全和同加拉罕聯絡的方便，中共北方區北京地委就設在東交民巷西頭俄國兵營28號。兵營屬蘇俄大使館管轄。李大釗以及北京共產黨國民黨的一些領導人也多在兵營住宿。1927年4月6日上午十點多鐘，北京軍警和憲兵闖入俄國兵營，接著又包圍了蘇俄使館旁的中東鐵路辦事處和遠東銀行，查抄檔案，抓人。李大釗看到軍警來了，即著手燒燬檔案，可是來不及了，檔案還是被搜去不少。李大釗等六十餘人被捕。4月28日，李大釗等二十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被處絞刑，另一些人被判徒刑。

關於此事，顧維鈞回憶說：

1927年4月6日，我任總理和外交總長時，中國憲兵襲擊了蘇俄使館並沒收了大量秘密檔案。襲擊的命令是張作霖大帥下的，由安國軍憲兵在張作霖總司令部外事處的指揮下執行的。我記得，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但是，外交部和國務院在事件發生前均未得到通知。

聽到這個訊息後，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和張大帥總司令部的人以及執行襲擊任務的憲兵隊長研究了這件事。我記得他們對我解釋說，他們之所以沒有通知外交部，是因為他們深知外交部不會同意。他們也知道，這件事一定會使外交部為難。

當時，在政府不知道的情況下，在蘇俄使館裡的李大釗被捕了。後來，他被判處死刑。（《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64—365頁）

事發之前，李大釗已經得知將要出事的資訊，本來是可以避開的。章士釗回憶說：

當張作霖為大元帥時，受帝國主義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館，對守常不利。楊皙子先從汪伯唐所得此訊，急走告吾，吾謂吾妻：竊恐守常不肯趨避。已而果然。蓋共產黨之萃集俄使館者約百三十餘人，守常聞訊，遣去百許，獨二十餘人堅守不動。或曰欲走而未及走也。然惡耗醞釀，亙四五日，欲走則徑走耳，無來不及理，守常及同輩二十餘人執意成仁，於斯益可信。此時吾曾為守常事晤楊鄰葛，反覆討議甚久，以鄰葛之悍，亦為之浩嘆不置，並恨其無法相救，其時帝國主義之慘毒，蓋可知也。（章士釗《我所知道的守常》，見《回憶李大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頁）

章士釗說他同楊宇霆（鄰葛）“討議甚久”，以表示他為營救的事出過力。對此，梁漱溟另有一種說法：

我記得1927年春有一天去東交民巷舊俄國使館訪看守常，只見來人滿屋，大都是青年求見者。守常接待忙碌，我不便打擾他，隨即退出。不多日後就聞知他全家被捕訊息，原來他家屬大小均同住一起，還有些同志亦同住的，因而被拘捕時一同遇難者頗有多人，但亦有恰好出門而得幸免者。當時正是張作霖自稱大元帥駐軍北京和執政之時。我聞訊從西郊趕入城內訪章行嚴先生，願與章老一同出面將守常家眷保釋出來，俾守常少牽掛之念，至於守常本人在勢不能免於一死了。惜章老不同意，自稱與楊宇霆交好，他可保守常亦不死。結果直至守常死時，亦不知其家人兒女安全否。（梁漱溟《記李守常（大釗）先生事》，見《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485頁）

楊度透露將有搜查俄使館的事，這話後來白堅武也聽說了。他在日記中說：“李子衡之少君李兆瑞來謁，敘故友李守常在京俄使館之軼事，聞被捕之先一日，楊度君曾密告之，而守常殊大意，未及避去，以故遇難。”

朱正：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四）（2）

這時白堅武自己也在困頓之中，但是總還是盡力設法幫助一下亡友的遺屬。日記中有：“年來學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產死，張適吾又以被俘病死，餘皆恤其遺孤，以表疇昔故舊之誼。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李守常夫人來函告貧乏，餘現日生活困難，未能兼顧，前者接濟之二百元已屬勉輸，現實無能為力。他日略有轉機仍當盡力接濟耳。”

一日，和一友人敘談，“言及李守常陳獨秀向年之情操意趣，慨然惜之，不禁悲從中來。”

李大釗本人，倒是從容就義的。他在獄中寫的供狀中，很平靜也很真誠的表白了平生素志：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於再興民族之事業，雖政治上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