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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總長是從國家利益出發，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是從國際主義出發，當然彼此聽不懂對方所說的語言了。在李大釗，倒是早在一年多以前就發表過這種意見的。1922年11月7日，即所謂“十月革命節”，他就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一文，一開頭就說：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裡，誕生了勞農群眾的國家和政府！這是全世界勞農群眾的祖國，先驅，大本營。（《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頁）

不言而喻，這也是他李大釗的祖國。率代表團給顧維鈞施加壓力，也就是在為他的那個祖國效勞。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對俄外交問題，他要求：“要即日的無條件的承認勞農政府！”“要即日無條件的開始中俄會議！”“我們要嚴重的監視外交當局的對俄外交！”

有意思的是，在中蘇談判這一件事情上，白堅武採取了和李大釗大致相同的態度。他在日記中說：

中俄交涉協定大綱，本平等互惠之精神，平妥無大損，猶可為桑榆之收；徒以顧維鈞與王正廷爭私見之故，多所挑剔，並中途收歸外部以專職責，全不知中國所居國際地位及笫三國之居心，深堪痛恨。連日吳電中央迅為決定，並約齊蕭兩使、王副使、馮檢使等協爭。電王蘭亭秘書長陳元首速定俄約，為國家留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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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三）（2）

熙鈺（字寶臣）來洛，聆其言，似受國務員之委託，為辯護中俄會議停頓而來者。餘告以現日國際環境，過此以往，即此不滿足之規定恐亦不可得。

清末以來，少年新進為公使者，恆於國情及政治方針隔膜，一遇交涉或特殊事變，非眩於外即人云亦云，無形中斷送國家權利者曷可勝數！即如中俄協定大綱，膺外長者縱不爭私見，就其所宣示之意見亦近於無意識矣。

他以為王正廷所籤草案是好的，把顧維鈞貶得很低，顧王只是私見之爭。他日記中說的由吳佩孚出面，約齊燮元、蕭耀南、王承斌、馮玉祥聯合通電給內閣施加壓力，這事顧維鈞也說到了：

我曾收到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轄的各個省份的高階將領和督軍們拍來的電報，其中包括吳佩孚將軍。當時，人們認為他是北方的領袖，至少是軍界的領袖。此外，他還是曹錕政權的主要支持者。這份通電是由齊燮元和長江下游、四川、河南以及山東等省的督軍簽署的。電報顯然是在吳佩孚將軍的慫恿下發來的，但其幕後操縱者卻是王正廷博士本人。電報中所講的與以李大釗為首的代表們所提出的非常類似，亦即認為協議草案是表明中國能使人承認它是與一個外國處於平等地位的國家的第一個協議。電報還提出了同樣的問題，即既然這是中國所簽訂的最好的協議，我有何把握能把它修改得更好？（《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0—341頁）

顧維鈞有一點沒有說對，促使吳佩孚發動這份通電的並不是王正廷，恐怕應該說是白堅武。據白日記，王正廷派呂鹹到洛陽向吳遊說，事在27日，而吳發電報，早在22日之前。

由於顧的堅持，加拉罕不得不作了一些讓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之後，於5月31日簽訂，這就是，《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對於領土主權問題有了不同的觀點。例如，1969年5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中蘇邊界問題的宣告中，就以贊同的態度援引了這個《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

朱正：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四）（1）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白堅武隨軍駐秦皇島大本營。23日，馮玉祥倒戈，由前線潛回北京發動政變，囚總統曹錕。吳佩孚率殘部二千餘人浮海南下。###轉移到奉系手中。白堅武的處境也一夜之間從峰巔墜落到了深谷。他的日記中止於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