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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與當局有所不同，而於愛護民族之主權，期將國命民生進至於安康之域，自問殊無貳致。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以此而應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生蒐集書籍頗不在少，如已沒收，尚希儲存，以利文化。（李大釗《獄中自述》，載《黨史研究資料》第二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頁）

他要求的，是能夠保護他的青年同志，不要株連。對於身後事的交代，只表示希望藏書不要失散，到死還在為未來的文化著想。

朱正：兩個朋友——李大釗與白堅武（五）（1）

李大釗死後，白堅武還活了十年。

1927年吳佩孚最後失敗，流寓四川。白堅武同他分了手，回到天津，作寓公了。沒有了收入，生活都很困難。前些年在北京買了棟房子，租出去，房客又總是拖欠房租。又從一些老關係那裡籌措了一筆本錢，開了一個乾鮮貨棧，覺得這樣也好：“下野而謀生，不得已而逐十一之利，慰情差勝於無，以視在政治得非分之財者則有天壤之別矣。”可是他自己不會經商，僱請的經理又不得其人，也賺不到錢。“仁和棧張經理夢九又來通融資金，以年十餘萬之生意僅敷開銷無餘利，前途尚虞危險，由今之道而不改弦更張，只有收束耳。”“至仁和貨棧一視，尹經理國勳在棧時極少，所經手款項外放等事無一有成績，無一能負責任，糊塗而無良心，……餘謀生之術太拙，又加以疏忽大膽，故所事恆失敗。”他已經拮据到這等地步：有朋友歡迎他到東北一遊，“餘應而未往，蓋旅遊經費亦負擔不起也。”

這隻可以說是“隱於商”，其實他兩眼還是注視著政壇，一心還在想幹一番事業。國民黨戰勝了北洋軍閥，可是在國民黨內，蔣介石、馮玉樣、閻錫山、李宗仁這四大軍閥之間的矛盾很快就尖銳化明朗化了。1929年4月，發生了蔣介石同桂系的戰爭，蔣取得勝利。接著，蔣又佈置了對馮的戰爭。馮的部將石友三、韓復榘叛馮投蔣。馮閻合作同蔣打了一場中原大戰。又是天下紛紛的局面了。白堅武看了，心裡癢起來，於是就捲進這漩渦中去了。

日記：“石〔友三〕感於日來環境立腳不易，有請餘往籌助之意，餘應之。……今日風雲擾攘，就中原言之，馮、閻、張〔學良〕三方之局勢已成，若又從而附之，任在何方亦為牛後之列，且亦不為人所歡迎。餘意欲集合石友三、王金鈺，劉春榮孤臣孽子無所依附之軍成一組，最小之限度，對前三方形勢之下足以自存，不至隨時感風雨飄搖之患。以餘之平日在各方信譽，當可完成此大計。”

“作同志軍盟約四條，以備時局有變化，為孤臣孽子利害相同之軍團結存在張本，天下事有備無患。蔣介石一日而在，此等軍隊固可依蔣而在，奉公盡職。盟約則為中央無主備也，下一柱閒棋為來日地耳。”

為了這事，他僕僕道途，很忙碌了幾個月：到德州會見石友三，到徐州會見王金鈺，到開封會見韓復榘，為石友三劃策，起草電文，又作為石的代表到太原去見閻錫山。他以吳佩孚的幕僚，來做石友三的幕僚，真也太自貶身價了。石友三是個成不了氣候的人物，幾個月共事之後，日記中寫下了對此人的評價：“晚接石漢章來電，又詢同人前途辦法。既為團體之一員，遇機會不能徹底，平常又忽東忽西，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此等人不堪指導矣。”對於自己這幾個月的辛苦奔波，他總結說：“餘自退隱津沽以來，本不願輕出，徒以情面所關有茲一出，豎子不足與謀，真不值耳。友誼一場為之贊助，告一段落亦屬對得起，不可在無聊環境中太拖泥水也。”

對於這一次活動的目的，他作了這樣的表白：“午後陳湘帆來敘，言及《新天津報》對餘外出具微辭。餘之進退純以友人之誼，國家之故，意在扶助友人樹立根據，若能憑藉時會打破###，是即餘對於國家之所以自效，亦即餘之夙志也，舍此別無他圖。”

他以為自己這些活動是沒有結果的，不值得的。可是有人卻不這樣看，中原戰場上蔣軍第三軍團總指揮何成濬（王金鈺的第47師即在其麾下）就對白堅武的活動很感到頭疼，以為他起了很壞的作用。屬於閻錫山部的傅作義當時任天津市警備司令，他告訴白堅武：“何雪竹電各方，言餘組同盟軍扶閻倒蔣，將時局變化之責全推之餘身，實則非真相也。果為餘主持，石漢章何至回蚌？石頭城早已攻下，何至有今日現狀耶？豎子無謀，遂令餘拖泥帶水，亦復可笑。”可見別人對他興風作浪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