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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在審判過程中揭露了他們的罪行。反革命破壞分子同逃亡在國外的俄國資本家、白衛分子勾結在一起；同時他們還得到資產階級國家的幫助，從事反革命的破壞活動和間諜活動，力圖推翻蘇維埃政權，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

……參加各工廠和集體農莊召開的無數次大大小小###的人們，都要求嚴懲賣國賊。無產階級的法庭嚴厲而公正地懲治了被揭露出來的人民公敵。

魯迅的《我們不再受騙了》一文中所表示的，就是這樣一種看法。

近年來，揭露蘇聯真相的書翻譯出版得多了，從其中可以知道：這個所謂的“工業黨”審判案只不過是斯大林製造的無數假案和冤案中的一件。而且，用英國研究俄羅斯和蘇聯問題的專家伊恩·格雷的話說，這是斯大林的“第一次宣傳性的審判”（見《斯大林——歷史人物》，新華出版社中譯本，第318頁）。關於這次“宣傳性的審判”，蘇聯史學家羅·亞·麥德維傑夫著的《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一書中有頗為詳細的介紹：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莫斯科舉行了新的公開政治審訊，這次被控告的是一批有名的技術專家，他們的罪名是搞破壞活動和反革命活動，這就是所謂的“工業黨”案件。

朱正“實業黨”的審判（2）

主持審訊的是維辛斯基，成員是B．П．安東諾夫—薩拉托夫斯基，B．Л．李沃夫，П．A．伊萬諾夫，國家起訴人是尼·瓦·克雷連柯和B．И。弗裡德貝爾格。辯護人是И．Д．布勞德和M．A．奧釆普。

被控告為進行破壞活動和間諜活動的共八個人：列·康·拉姆津——熱工學院院長，熱工學和鍋爐製造問題專家；B．A．拉里切夫——國家計委燃料部主席；И．A．加林尼科夫——國家計委生產部副主席，空軍學院教授；H．�．查爾諾夫斯基——國民經濟委員會科技會議主席，教授；A．A．費多托夫——紡織學院科研委員會主席，教授；C．B．庫普列雅諾夫——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紡織部技術主任；B．И．奧奇金——國民經濟委員會科研部副主任；K．B．西特寧——工程師。

據稱，這些人是所謂在20年代末建立的地下“工業黨”的領導委員會的成員，這個黨的任務是組織暗害活動和間諜活動及怠工，還要援助帝國主義入侵和武力推翻蘇維埃政權的準備工作。“工業黨”黨員的總人數被宣佈為連地方組織在內約兩千人，主要是高階技術知識分子代表。

審訊過程中所有被告都承認自己有罪並主動交代了最不能想像的破壞和間諜活動的細節，有關自己同俄國國外“工商聯合”組織的聯絡，同在莫斯科的外國使團及與昂·彭加勒的來往，在進行審訊時，我國所有機關和組織都紛紛召開###和會議，參加者都要求槍斃“工業黨”領導者們。法院考慮到這些要求判處多數“工業黨”領袖以死刑，但是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減刑，被判處不同期限的監禁。（人民出版社譯本，第189—190頁）

這裡，“昂·彭加勒”是個不規範的譯名。規範的譯法是普恩加來，1926年6月至1929年7月的法國總理。他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宣告他“對‘工業黨’的什麼真的或假的計劃是一無所知的。因此，我們任何時候沒有支援過和鼓勵過他們。……我自己無論如何也不會參加這樣的冒險行為”。

麥德維傑夫研究了這一案件的審訊記錄等等文獻之後，使他確信：這些材料中的絕大部分是有意捏造的。他說：

例如，和“工業黨”有關的所有材料很值得懷疑。從控告結論起就可以看出矛盾，特別是在解釋被告人為什麼要建立反革命組織時。控告結論中說，促使被告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於：幾乎所有總部的頭子在革命前或者自己是大工廠主、資本家，或者是在大工業家下面任領取高工資的重要職務。但是審訊過程證明，八個被告人中沒有一個在革命前是大資本家，甚至連資本家的兒子也不是。他們出身於手工業者、農民、職員、中等地主家庭。只有三個人革命前在私人工廠裡工作過，而拉利切夫只工作了三年。控告結論還說：“建立反革命組織的出發點之一是舊工程師的政治觀點，他們通常是動搖於革命立憲黨觀點和右派保皇黨觀點之間。”但是這樣的斷言沒有被審訊所證實。八個被告人中只有費多托夫一人有較明顯的革命立憲黨觀點，其餘的人很少過問政治，有些過去參加過社會民主工黨。連克雷連柯都不得不說有一些被告是無政治頭腦的人，對他們“政治問題不起任何作用”。接著控告結論還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