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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政治觀點還由於“革命前後工程師們的工作和生活地位差別太大，蘇維埃政權自然對工程師們不信任而決定的”。但是審訊材料表明，所有被告人在逮捕前佔據著重要的工作崗位，所以談不上對他們的不信任。被告人的物質條件在逮捕前比革命前還好。總而言之，關於“工業黨”進行“暗害活動”的動機問題，經過審訊完全弄得混亂不堪。克雷連柯完全不顧過去所講的話，在起訴結束語中說：“他們沒有，沒有過，也不可能有什麼思想或自己的信念，因為你們可以看到了他們出賣自己的代價……他們完全沒有任何思想上的依靠，而是被金錢所僱傭，就一頭扎進了反革命陣營而為他們工作，根本就不考慮什麼思想領導和政治穩定性……拉姆辛不是那種為自己的信念而無私工作的人。說什麼他沒有得到錢，這是胡說八道。”拉姆辛在這以前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同意對他的控告，但此後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最後發言中反駁克雷連柯。他說：“難道可能由於在工資以外得到百分之十、二十、三十的錢而用自己的腦袋去冒險，搞叛賣、叛變、破壞？我想，誰也不會相信這點……如果政權變了，我會得到什麼呢？無論怎樣也不會比現在好，因為我在蘇聯所得到的物質條件和特別優越的科研環境，國外的科學家連想也不可能想到。”

朱正“實業黨”的審判（3）

就是在被告供出的有關他們反革命活動的性質和本質的口供中也可以發現大量的不合情理的矛盾。

例如，“工業黨”領導人拉姆辛的口供很值得懷疑。他交代：在他去巴黎時，當他提出讓國外的白俄組織證明法國確實在考慮進行武裝干涉的計劃時，給他安排了同法國總司令部某些著名工作人員的會面。這時他們不僅告訴了拉姆辛法國政府即將進行武裝干涉的總的決定，而且還轉告他法國總司令部的詳細的作戰計劃。法國遠征軍及其盟國的主要攻擊方向，派遣軍的登陸地點，攻擊的時間等等都通知了拉姆辛。有關所有這些問題拉姆辛“誠懇地”在審訊過程中作了交代。但是誰都知道，任何總司令部都不會把自己的具體計劃告訴拉姆辛這樣的人，就是在某些有名的白俄分子介紹後也不會這樣做。總而言之，在我國的領土上很難設想有什麼組織良好的，擁有幾千名成員，有自己的中央機構，向地方釋出指示和檔案，和國外總部及大使館保持聯絡的地下黨組織。還有，偵察機構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政治審訊中公開向法庭宣佈，他們拿不出任何能證明地下黨存在的物證和書面證件。這些黨的任何一個指示、號召、信件、決議和全會記錄都沒有提交給法院和社會輿論，而審訊過程中卻不斷提及這些材料。在審訊中宣佈，被告人在被捕以前把所有這些材料全部銷燬了。（人民出版社譯本，第194—196頁）

沒有物證，只能根據口供來定罪了。可是麥德維傑夫指出：

同樣，在被告人有關其他問題的口供中也可以看到許多矛盾。例如：關於“工業黨”中央的機構問題及他們的分工；關於未來政府的組成；關於從國外得到的金錢的處理和數量等等。關於破壞行動的具體情況，被告人的口供也是非常混亂的。例如：被告人所參加制訂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其基本方案被告人認為是符合實際的，而“最佳方案”則認為是不符合實際的，破壞性的。但是被告人宣佈，由於蘇聯人民的英勇勞動，最佳方案突然被發現是可以實現的。拉利切夫說：“最高的計劃和速度在我們看來是不可能的，但實踐證明我們的看法被駁倒了。”

有時法庭主持人簡直是要提醒被告人有關他們的暗害活動表現在什麼地方。在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維辛斯基同費多托夫之間的對話。

“維辛斯基：在現有工廠沒有充分利用的情況下有沒有建立新廠的指示？

費多托夫：不，這樣的指示沒有。

維辛斯基：是沒有嗎？

費多托夫：請原諒，是有這樣的指示，雖然已經有工廠，還要建立新廠。

維辛斯基：不，這方面沒有什麼破壞性的問題，新廠是需要建的。”

接著維辛斯基引導費多托夫考慮“指示的內容在於，現有工廠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建立新廠”。於是費多托夫同意說：“如果不搞破壞活動的話，那末有可能少建立哪怕是一、兩個工廠，當然少不了多少，但是這樣可以節省一些外匯。”費多托夫還說：“加強建設是受到經濟工作人員中的黨員的極大的歡迎。”

在審訊過程中，連科研機構和生產聯絡不夠等缺點也被宣佈為破壞活動，可是我們的報刊至今還繼續報導這方面的問題